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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公共食堂的兴办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

日期:2020-02-03编辑作者:文学资讯

砸锅 (小小说)
  李冬
  
   村东头的大庙里,全村的百姓正开大会,有站着的,有坐在石头上的,各个脸色凝重。一片鸦雀无声,带着的小孩子,也那么老实,不哭,不闹。
   都在静静地听着工作队邢队长讲话:“人民公社是天堂,一大二公。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有了大食堂,家里就不用做饭了,铁锅也就没用了,都拿出来献给国家吧,党中央号召大炼钢铁,今年要炼出1070万吨,超英赶美,大家都要欢迎啊!……”
   会场一片愕然。听讲话的社员各个眼皮都耷拉着,紧紧地闭着嘴巴,心里怨愤的话,怕一不小心从嘴里溜出来。场面死一般的静。书记裘有福上台了,粗脖大嗓:“回去,把家里的铁锅,全砸了,全送到这儿,一个渣也别留下,谁不听话,立即拘押……”
   散会了,村里“叮叮当当”声,响成一片,比戏台的锣鼓声大得多了。可在老百姓耳朵里听来,似乎比哀乐还要凄惨。男的想:“今后想让媳妇做一碗葱花汤,没戏了!”女的想:“从今往后,想给孩子烤块白薯,不行了!”“国家大炼钢铁,舍不得不行呀!”
   第二天,民兵各家各户逐一清点。发现有三户人家,居然没有执行“砸锅”的命令。这还了得!敢和工作队对着干,吃了豹子胆了,立即拿来审问。
   三户人家,一个是42岁的刘三婶,一个是67岁的王喜财,还有一位是53岁的刁人贵。三个人让民兵押到大队部,脸色蜡黄,哆哆嗦嗦地站立不稳了。裘书记冲着刘三婶吼了一句:“别以为你男人挖河让石头压死了,就敢抗拒命令,说说,你为什么不砸锅?”
   刘三婶吓得说话不利落了,抹了一把眼泪说:“自打我男人死了,我拉扯俩孩子,过日子难呀!没钱买盐,我就把我的铁锅卖了,没食堂那阵儿,我就朝街坊借过锅用,这回有了食堂好了,真的感谢政府呀!”裘书记理解她的情况,就开了恩:“能感谢就好,记住,吃水别忘挖井人,你没锅,就回家吧!”
   三婶一走,刘喜财主动往前挪了几步,一幅低头受审的样子,头发花白、稀疏,后背弯弯的像个虾米。他是村里的老地主,裘书记对他更不客气:“你这个老地主,想对抗共产党的政策,想反攻倒算,痴心妄想!说说,为什么不砸锅?”刘发财吓得浑身颤抖,嘚瑟着说:“哎呀,我也后悔呀,村里办大食堂,让我搬家,几个民兵说是帮忙,他们不小心把我的大铁锅给摔破了。我要是有锅,您借我几个胆子,我也不敢不砸呀!”裘书记忘了这事 ,老地主一说,他想起来了。就说:“我知道这事,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回去好好改造。”
   这回轮到刁人贵了。这人毛病多,身体差,到队里干活稀松,家里穷,媳妇早就离他而去,如今他是光棍一根。今天到队部,心里也发怵,但还不至于哆嗦。裘书记问:“你不听话,想对抗!”刁人贵说:“不对抗呀,我家里就有着一个把儿锅,还得留着熬药用呢?我舍不得砸了。”裘书记立马火了:“你是个色呀?全国人民都像你,大炼钢铁咋办?你放哪儿了,立刻砸!”
   刁人贵顿顿吃吃地说:“我藏起来了,你打死我,我也不说!”
   “哬!你的胆子不小啊,抗法,你知道我有手段治你!”接着,吆喝手下民兵,:“先把他捆起来!让他说出那把儿锅到底藏哪儿啦”。一根绳子绑住了腰和脖子,刁人贵疼的龇牙咧嘴。吐了一口唾沫,说:“我就剩下这个把儿锅啦,求求你们, 饶了我吧!”
   正说着,一个小伙子气喘吁吁地跑了进来:“他的把儿锅我给找到了,她放柴禾堆里了,我好不容易找着的。”来的人叫刁桂田。是刁人贵的亲侄子,他想入党,很积极。这回立功了,很得意。
  
   裘书记正想表扬他两句,谁也没想到,刁人贵突然奔向那个把儿锅,紧紧地压在身子底下。几个民兵赶紧拉他起来,他的胳膊被绑着,手就紧紧地攥着锅把,硬不放手。民兵各个都是棒小伙子,几只手都抓住锅沿往外拽。没想到,刁人贵的前额正撞在锅沿上,顿时,鲜红的血流了一地。
   就在这时,屋门开了。原来是书记的女儿裘芙蓉来了。她是全村唯一的高中生,风华正茂的团支部书记,原本她是来汇报“铁姑娘突击队”成立的事,正好看见这一幕。她的女性同情心起作用了,就对爸爸说:“送医院吧,怪可怜的!”
   裘书记马上立眉瞪眼了,“你说什么?送医院?他对抗党的指示,能轻饶吗?你的思想,危险!”裘芙蓉没理他,转身看着工作队队长邢春林说:“要不,先让他回家吧?”说完,向他眨眨眼睛。邢队长心领神会,起身站在裘书记前面对地上的刁人贵说:“你先回家,找点棉花把血擦擦,你的把儿锅要熬药。就不砸了,等你好了,还给你,行吧!”
   裘书记心里老大不高兴,你倒会充好人,我的话没人听,不就成了聋子耳朵-----没用了吗?但他也不敢和队长对着干,人家是上级派来的干部,没他的支持,我能当上书记吗?想到这儿,只好忍气吞声,默默地走了。
   邢队长命令屋里的几个民兵,把收上来破锅清点装车,注意留下刁人贵的这个把儿锅。
  屋里就剩下裘芙蓉了。队长夸了她一句:“看来,你很有同情心呀!”裘芙蓉瞪了他一眼,说:“你就没有,你一走就把我忘了,你知道我等你的心情吗?”邢队长摸摸裘芙蓉的小辫子说:“又犯小心眼儿了,我能忘了你吗?”
   “叮叮当当“地一片响声。全村的锅都砸了,运走了,据说运去“大炼钢铁”了。“共产主义就要到来了!”这句口号当时喊得山响,人们的心里也许都这么想着,锅全砸了,心里还是有个盼头。
  可惜,一年后,大饥荒来了,大食堂没米下锅,只有解散了,村里的老百姓只好再到供销社买口锅,过起了“瓜菜代”的日子。
  三年后人们才悟出,“大跃进”从“砸锅”开始,结果真的是“砸锅”了!

兴办公共食堂只是1958年一系列浪漫主义狂热举动中的一项。当今的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对这件事情很有兴趣。我和旅美经济学家文贯中先生曾谈起这件事情。他经过一番仔细的研究,认为1960年前后发生的大饥荒与公共食堂有密切关系。其他学者也有一些别的看法。我也听到过少许年轻学子的看法。

公共食堂兴办过程其实有两个阶段,先是不让所有人民公社社员家里做饭吃,而在公共食堂放开肚皮吃;后来因为粮食发生了问题,就限量供饭。不同地方的粮食状况不一样,这两个阶段的时间界限也不同。究竟公共食堂的兴办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我也想搞清楚。今年8月,我和兰州大学的几位师生到华北一个村庄做了一段时间的调查,访问了一些年长的村民,也在县档案馆查阅了一些历史档案。

办食堂前已经没有多少粮食

图片 1

燕子矶公社食堂年夜饭

这是一个典型的华北村庄,坐落在河北省的南端。村庄的东边就是古卫运河的河道,一些老人还记得当年河水充盈,现在已经完全干涸了。但这条河流上的漕运孕育了这里的粮食贸易传统,使这块土地能养活更多的人口。这里历史上粮食产量很低。有老农说,现在一户农家的粮食产量抵得上那时半个村庄的粮食产量。1958 年,政治形势早已稳定,但当时的农业科技还没有明显进步。从官方资料看,当时小麦平均亩产135斤,玉米和高粱平均140斤,红薯平均1600斤。

粮食紧缺,农民想了一个办法,用麦子换高粱。兑换的比例令我惊奇,一斗高粱能换一斗二升麦子!为什么这样不合理?老农解释说,因为高粱难吃,人吃得少,就能节省粮食!一位已经七十多岁的地主的后代告诉我,他的爷爷在家里吃饭最受优待,但每年也就能吃到几次白面馒头。粗粮是他们的主食。地主家尚且如此,其他农户家就可想而知了。

中国改革开放前,日子最好过的是1953年—1955年,农民这样回忆说。土改前,这个村庄几乎所有的“贫农”都有土地,少则五六亩,多则十几亩;两户地主家的土地多一些,但他们人口也多。面对土匪流寇,地主的命运比少地的农民好不了多少,他们也不愿意多置地产。总体看,这里没有明显的土地占有上的两极分化。中国旧时代的匪患对农民的影响,常常甚于阶级分化的影响,这与后来教科书告诉我们的情形很不相同。

随着合作化运动开始,农民的生活水平开始降低。土地瘠薄,没有劳动者的精耕细作,粮食产量必然下降。农民说,玉米从播种到收获,要锄8遍草,在数量上和质量上监督这样的劳动是非常困难的。从1957年开始,政府就号召提高农产品产量,干部组织生产队大量种植地瓜,粮食种得少了。没有可靠资料表明 1957年全县究竟种了多少地瓜,但1958年的情况比较清楚。这年全县种棉花24万亩,种粮食作物50万亩,其中地瓜竟达38万亩(春地瓜10万亩,秋地瓜28万亩)!这种农作物播种的指令性计划严重背离了当地的农业传统(历史上这里种红薯的土地面积只占总面积的2%左右)。从农民的回忆以及全县的一般情况推断,这个村大部分土地也种了红薯。

1958年春天,办公共食堂的指示开始执行。先做的事情是把农民家里的粮食收到公共食堂。那时,大部分农民家里只有30斤左右的粮食。多的也不过二三百斤,这样的户数有三四户,所以收到的粮食吃不了多久。当时的会计现在七十多岁了,他回忆,干部从他家里拿走十几斤黄豆,七八斤带皮谷子,还有红薯干三四十斤,黑南瓜二百多斤。他还说,1957年的时候,农民每家每天也就吃3两粮食。

成人吃稀的,学生和老人吃稠的

公共食堂刚开始办的时候,是放开肚皮吃,但因为粮食很少,也就不敢精米精面地吃。成人吃的饭是粮食与地瓜干混合煮的饭,比较稀。儿童在幼儿园有专人看管,是为了让妇女有更多的时间下地干活。干部们做了一个决策,给儿童、小学生和老人吃稠一点的饭,大家都没有意见。很快,粮食就吃完了。年长村民们的记忆也不太清楚,有的说放开肚皮吃的时间有一个月,还有的说只有大约20天。再后来地瓜干也没有多少了,就开始吃夏天地里新产出的东西,主要是胡萝卜。这种没有热量的东西不顶饱,大家都很能吃,于是也就不敢放开肚皮吃了。

全村办了四个食堂,后来合为两个。每个食堂又分成几口锅,全村13口锅,分别支在不同的农户家里。所有农家大体分成13份,被分配到每口锅上吃饭。食堂设有事务长,每天将做饭的原料分给每一口锅上做饭的妇女。

我问村民:食物这样短缺,事务长和锅上的炊事员会不会多吃多占?村民说,这样的事情绝不会发生。那时,一碗饭和生死联系在一起,谁也没有那个胆量多吃多占。

公共食堂到底办了多长时间?几位年老的村民也记不准确了。他们大体记得,到1959年春节,村里给每一家分了一点面粉过年,村民们在家里吃了一顿年饭。过完年后又继续吃食堂,实在没有吃的了,时间不长就散伙了。

公共食堂的这种情形,自然不能为村民提供起码的营养水平。会不会有饿死人的情况发生?回答这个问题颇让村民们犯难。体弱多病的人加上营养不良,自然容易死亡,但很难说他们是饿死的。

为什么躲不过1958年?

大多数村民不喜欢在公共食堂吃饭。干部们有两个办法把村民拉到公共食堂。

第一个办法是把村民家里的粮食悉数收走。也有胆子大的农民偷藏粮食,但这种行为是要付出代价的。在经常召开的斗争会上,村民对私藏粮食的人拳打脚踢,没有多少人能扛得住。有老人回忆,有的村民私藏粮食后又害怕起来,便半夜三更把粮食偷偷地倒在野地里,以免干部们再来家里搜出粮食。命之所系的粮食就这样被糟蹋了。

第二个办法是收走村民家里的铁锅,让农民在家里不能做饭。1958年,这里也搞“大炼钢铁”,每家农户的铁锅都被收走,成了炼钢的原料。办了公共食堂,铁锅还有什么用!这是收走铁锅的理由。可是,胆大的村民还要在家里做饭吃,或者吃自家私藏的粮食,或者偷集体地里的地瓜、萝卜吃。没有铁锅怎么办?用沙锅来代替。那时沙锅卖得好了。

家里做饭要烧火,但不能冒烟,以免被干部发现。有点钱的人可以用木炭解决问题,穷人就在晚上做饭,还要防止烟气跑到户外。

饥饿难耐,敢不敢跑出村外要饭吃?一般不敢。人民公社运动是全国性的,跑出去要饭很容易被逮着,还会被看作抗拒社会主义的懒汉,要接受斗争。但据我了解,这样对农民的紧密控制并不是全国性的。至少在陕北,这种控制并不紧密。

在乡里乡亲之间,干部们执行大家所厌恶的政策,能下得了手么?农民们不能集体抗拒么?当代人也许对此很难理解。但这样的事情已经发生了,当代人能做的是解释它,而不是否认它。

这个村的党支部书记是一个受村民欢迎的好人,1958年他吃了一个大亏。这年,上级政府号召提高播种密度,用三条腿的耧来播种,但这位书记不相信这个办法能增产,坚持用传统的两腿耧播种。就这样一件事情,他遭到了“拔白旗”的命运,上了斗争会的板凳,并被斗争者踢下了板凳。干部不听话尚且会遭受严厉处罚,其他农民自然会害怕的。

不过,换个角度看,农民们也是比较“自觉”的。政府要办公共食堂,大家也就办了;多数农民也乖乖地交出了粮食。政府又允许停办公共食堂,大家就回家吃饭去了。华北的农民自古以来就饱受战争的蹂躏,学会了在忍辱负重中生存的本领。日本人侵占华北,但真正面对老百姓的是“皇协军”,日本人忙着对国共军队作战。 “皇协军”也想让地方秩序安定下来,偶尔会敲打一下地方恶势力,但总体上那是一个官匪勾结、民不聊生的时代。

土匪喜欢华北平原。在这里,家家总有一些粮食,小农户也没有武装手段对抗土匪。而土匪在平原地区又有很好的机动性。农民对付匪患的一个办法是“装穷”。他们本来就穷,但要装得更穷。哪家农民的生活如果稍显富裕,立刻就有村里的“地勾子”报告给土匪,这家人就要遭殃了。敢于多购置土地当地主的农户必然是人丁兴旺的农户,他们要建立自己的武装对抗土匪,人均占有土地也不多,实际生活水平也不高。即使如此,地主家的人还有可能做土匪的人质。在这块土地上,并没有很大的地主,地权分配比较平均。按我们的调查,完全没有土地的农户不到1%。

有人拿西北山区农民和华北平原的农民做了一个比较,发现西北山区农民从房屋建造到室内中堂布置,都显示出某种文化气息,而华北平原的农民则似乎过着一种没有任何文化含量的生活,全部生活围绕一个字——吃。原来这是农民的一种十分无奈的生活方式选择。农民靠这种方式显示自己的贫穷与琐屑,换得了活命的机会。当人只顾得活命的时候,就只能与所谓文化相揖别。

当1958年的政治疯狂来临时,农民用装穷的办法对抗这种疯狂已经完全没有效力了。在这里,有一种掠夺性的制度在农民内部建立起来了。农户家家都可能做 “地勾子”,于是就没有谁敢在家里藏粮食。当大家都希望从别人家里掏出更多的粮食来填饱自己的肚子时,就都逃不过饥饿的命运了。大家都真正穷了,就不用装穷了。而每一个人都穷了以后,人们也就不用再和谁去对抗了,因为对抗已经不能换来任何利益。这个制度的好坏实际上是一个“皇帝新衣”的故事,它的始作俑者和实施者都知道这个制度必须终结。但制度的惯性再加上一些偶然的历史事变,使这个制度的直接危害竟延续数年之久。

这段历史,大人物可以叫它做“一段弯路”,哲学家可以叫它做“能变好事的坏事”,但在当事农民那里,这是他们心中永远的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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