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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与营造学社的同仁在昆明居住和工作了近三

日期:2019-11-23编辑作者:文学资讯

不久,友人金岳霖也来到龙头村,紧靠着梁林住房盖了一间“耳房”居住,不仅面积小,而且低矮简陋。三人比邻而居,和睦相处,向人们叙说着一段动人的故事。金、梁、林熟识已久,且金为林终身不娶之事早已广为流传。今次金岳霖从北平到昆明乡间定居,纯系为着深厚的友情而来,他们在交往中彼此心胸之宽容,友情与爱情之泾渭分明,令人肃然起敬。

梁思成与林徽因搬到麦地村兴国庵后,发现这一带自然景色旖旎优美,茂林修竹,田畴水塘,风光秀丽。由于不知道战争何时结束,归期遥遥无期,而许多老朋友都云集昆明,迫切需要一个能够聚会的场所。于是,他们决定在龙头村北侧棕皮营靠近金汁河埂的一片空地里,为自己设计并建造一所住房。这是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一生中唯一一次为自己设计、建造住房,而这也耗尽了他们所有的积蓄并因此陷于山穷水尽的经济窘境之中,以至“不得不为争取每一块木板,每一块砖,乃至每根钉子而奋斗”,还得亲自运料,做木工和泥瓦工。

早在1932年,林徽因曾对梁思成袒露心曲,说自己同时爱上了两个男人,苦闷极了。梁思成当然痛苦,但表示她是自由的,可以自行抉择,还说如果林选了金岳霖,祝他们幸福。而金岳霖得知后亦感动至极,表示应从这感情的圈圈中退出。如此谦谦尚礼,坦荡君子,真乃俗世未见。此后他们相处如初,毫无芥蒂。金岳霖还以哲学家的睿智和逻辑学家的严密,不时帮助修改梁、林合写的文章,无论在事业上、在生活上都对他俩竭尽诚心。他们三人简直成了不可分割的一体,难怪萧乾谈起林、梁、金的特别“组合”时说:“林徽因坦荡,金岳霖克制,梁思成宽容,三人皆诚信磊落之君,没有见过这样的‘三角’。”林徽因的堂弟林宣也称,此事在学界亦传为美谈,以致有“林徽因修饰梁思成,梁思成修饰林徽因,金岳霖润色”的赞誉……

随着营造学社几位骨干都到了昆明,梁思成便把大家重新组织起来,打算恢复工作,对西南地区的古建筑进行考察,继续完成他们未竟的事业,而这一阶段后来也成了营造学社起死回生的关键时期。为了筹措资金,梁思成给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会的周诒春写信,申请基金补助,同时邀约刘敦桢赶往昆明。营造学社恢复后所开展的第一项研究工作,就是对昆明的古建筑开展调查。1938年10至11月,考察组调查的古建筑有圆通寺、土主庙、建水会馆、东西寺塔等50多处,几乎涵盖了昆明主要的古建筑,这是昆明有史以来第一次用现代科学方法对古建筑进行野外普查,基本确定了建于唐代的慧先寺塔是昆明最古老的建筑,妙湛寺金刚宝座塔和大德寺双塔分别建于明代天顺与成化年间,而且发现昆明很多的明清建筑仍清晰地保存着唐宋时代的建筑风格,这些成果填补了梁思成正在撰写的《中国建筑史》的空缺,并被收录于《中国古建筑图典》之中。

当年梁思成、林徽因滞留此地,由于不知道战争何年何月结束,归期遥遥,于是决定为自己设计和建造一所住房。然而这对流落他乡、囊中羞涩的梁、林二人来说,无疑是非常艰难的。虽然他们以建筑学家的眼光,将自建住房选址择在村边靠近金汁河埂的一片空地里,这里茂林修竹、田畴水塘,景色就像一幅优美的画。但是要搭建起一所住房,却使他们不仅耗尽了所有的积蓄而处于窘境之中,而且“不得不为争取每一块木板、每一块砖,乃至每根钉子而奋斗”,还得亲自帮忙运料,做木工和泥瓦匠……

林徽因则驻守在兴国庵内主持日常工作,并完成了云南大学女生宿舍“映秋院”的设计。梁思成等人回到麦地村后,林徽因又忙碌地帮助他们绘制图纸、整理文字资料。这一时期,梁思成夫妇及营造学社的研究成果,陆续发表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上。

住进新居,林徽因的心情可以说是喜忧参半:一方面是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自己一家终于有了一个可避风雨的屋顶,有了可供自己安静生活工作的空间;另一方面,战争的阴影却仍然随时笼罩着一切。这段时期,林徽因生活得很苦很累,自己有病,梁思成又经常外出,营造学社的日常工作、照顾子女的重担都落在她羸弱的肩上。林徽因虽然是名门闺秀,留洋才女,但她并不娇嫩,长期的野外调查已磨练出了坚强的意志和性格。然而,在没电、没自来水、没交通工具的乡村,又要工作又要拖儿带女,还是使她备受煎熬。生活留给林徽因的记忆是深刻的。建房的艰辛,生活的困难,从月色中野花的清香到堤岸上耸立的柏树,从田间地头的农妇村夫到烧制盆罐的窑工泥匠,都使她更加接近现实社会生活,对人民大众有了更多的了解。

期间,莫宗江和陈明达曾被当局强行编入壮丁训练团,梁思成为此带病前去拜访昆明市长及云南省主席,最后将他们两人带了回来。不久,莫宗江突患腹痛,医生诊断为轻度盲肠炎,梁思成特意请昆明最有名的外科专家范秉哲大夫亲自给他动手术,并代付了医药费。莫宗江对此感恩地说:“梁先生不仅是我的严师,也是兄长。”

1939年初,营造学社搬到麦地村。

七七事变后,梁思成一家离开古都,1938年1月抵达昆明,借住在盘龙江边巡津街9号一所名叫“止园”的宅院内,此后一直到1940年11月,他们与营造学社的同仁在昆明居住和工作了近三年时间。

林徽因在考察时绘图

1939年9月至1940年2月,梁思成率队对四川西康地区35个县的古建筑进行了野外调查,发现古建筑、摩崖、崖墓、石刻、汉阙等730多处。

就是这样一座小小的寺庙,在抗日战争时期,曾居住过来自北平的一批中国最优秀的古建筑学家,其中最具知名度的就是后来新中国国徽、人民英雄纪念碑的主要设计者梁思成和林徽因。当年他们之所以来到麦地村,主要是因中央研究院的历史语言研究所为避战祸迁到了附近的龙头村,其丰富的图书资料有利于开展研究工作。这批精英组成的团体,有一个今天已不再使用的名称“中国营造学社”。“营造”,近似于我们今天所讲的“建筑”。但“中国营造学社”并不研究近现代建筑,而是在我国最早应用现代科技对古建筑资料进行搜集整理和研究的学术团体,其性质相当于中国古建筑研究学会。

这段时期,林徽因生活得很苦很累。梁思成外出调查,她自己又有病,营造学社的日常工作、照顾子女的重担,都落在她羸弱的肩上,目睹这一切的金岳霖不无惋惜地感叹说:“她仍旧很忙,只是在这种闹哄哄的日子里更忙了。实际上她真是没有什么时间可以浪费,以致她有浪费掉她生命的危险。”她忙中偷闲,或者给友人写信,或者创作诗歌,或者从田间地头的农妇村夫身旁穿过,来到烧制砖瓦盆罐的场地,观察窑工瓦匠制作陶坯,充分接近现实社会,了解感受大众生活。林徽因在昆明留下了5首诗歌,《除夕看花》抒发了她忧国忧民的情怀,《茶铺》、《小楼》反映了她对民俗文化的兴趣,《对残枝》、《对北门街园子》表达了她在病中对自然、生命的无限眷恋之情。

农村艰苦的平民生活,令梁思成与营造学社成员踏入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那就是对普通民居的关注。麦地村是梁思成及同人第一个定居下来的村庄,附近农村,自然为他们调查研究普通民居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实例。这些民居在一般人眼中不过是极普通的农村住房,但在建筑学家们眼中却别有一番韵味。它们虽然不像井干式民居那样为全国罕见,也不似丽江、大理民居那样美观和富有变化,但也是中原文化与边疆文化交融的结晶,有着鲜明的地理和民俗特色及独特的文化个性。它们多采用对称布局,平面略近“万”形,俗称“一颗印”。其建筑方向因地势关系,随宜选择,颇为自由,唯南向者少见。据考察这是因云南距赤道较近,如果主要房屋采取正南向,则夏至前后几乎没有阳光射入室内,冬至前后亦不过北平同样建筑五分之二。

梁思成与林徽因搬到麦地村兴国庵后,发现这一带自然景色旖旎优美,茂林修竹,田畴水塘,风光秀丽。由于不知道战争何时结束,归期遥遥无期,而许多老朋友都云集昆明,迫切需要一个能够聚会的场所。于是,他们决定在龙头村北侧棕皮营靠近金汁河埂的一片空地里,为自己设计并建造一所住房。这所带有当地“一颗印”民居建筑风格的土木结构的平房,自1939年年中开工,至1940年春建成,面积80平方米左右,三间住房坐西朝东,两间附属用房坐东朝西,中间隔着一条通道,自然地形成了一个小庭院。从外观看,房子的面积明显增大,窗棂也与众不同;内部装修中,最显著的是客厅内设计了壁炉,三间住房内全部铺设了木地板。对此,林徽因颇为赏识:“有些地方上也有些美观和舒适之处。我们甚至有时候还挺喜欢它呢。”她盼望有“真诚的朋友来赏识它真正的内在质量”。这是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一生中唯一一次为自己设计、建造住房,而这也耗尽了他们所有的积蓄并因此陷于山穷水尽的经济窘境之中,以至“不得不为争取每一块木板,每一块砖,乃至每根钉子而奋斗”,还得亲自运料,做木工和泥瓦工。恰巧美国友人费正清夫妇寄来一张为林徽因治病的支票,这才帮他们付清了因建房而欠下的债务。

昆明的气候虽然宜人,但高原缺氧的状况却不利于林徽因肺病的治疗,加之西南联大北返,老朋友们都归心似箭,中国营造学社也完成了历史使命,梁思成受聘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等缘故,1946年夏,梁思成、林徽因一家又回到了北平。

由于旅途劳累,林徽因感染了肺炎,梁思成旧病复发,昆明虽然气候宜人,但梁思成夫妇却心力交瘁。当时,美国的大学和博物馆聘请他们赴美工作和治病,梁思成婉言谢绝道:“我的祖国正在灾难中,我不能离开她;假如我必须死在刺刀或炸弹下,我要死在祖国的土地上。”不久,北平的一批志同道合的好友如金岳霖、张奚若、朱自清、卞之琳、杨振声、沈从文、萧乾以及营造学社的莫宗江、陈明达、刘致平等也陆续来到昆明,给了梁思成夫妇很大的精神安慰。

梁思成、林徽因昆明故居

文章来源历史说www.lishiqw.com

这所土木结构的平房,约有80平方米,三间住房坐西向东,两间附属用房则坐东向西,中间隔一通道,自然形成一个小小的庭院。从外观看,房屋窗子的面积比当地住房大好多倍,为的是具有良好的采光;窗棂采用斜线交叉的木条构成一个个菱形,简洁而古朴;屋内最显著的是客厅里设计了壁炉,三间住房全部安装木地板,这都是附近居民中绝对没有的东西。时至今日,尽管窗棂已经破损,壁炉陈旧不堪,地板也已残缺,但基本还是60多年前的模样。

1940年11月,日机轰炸加剧,已经隶属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营造学社接到教育部的命令,从昆明迁往重庆西边、长江南岸一个远离任何机关、远离任何大城市的小镇李庄,梁思成与林徽因虽然极不情愿,为此感到非常沮丧,但真的到了那里,林徽因在病榻上却协助梁思成完成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巨著《中国建筑史》和英文版《图像中国建筑史》的编纂工作。梁思成深情地说:“我不能不感谢徽因,她以伟大的自我牺牲精神来支持我。不!她并不是支持我,我认为这也是她的选择……她对祖国的爱,是怀着诗人般的浪漫主义色彩的。”

左起周培源、梁思成、陈岱孙、林徽因、金岳霖、吴有训,前排梁再冰、梁从诫于1938年昆明西山华亭寺

1939年初,日机频频轰炸昆明,为躲避敌机的骚扰、空袭,梁思成、林徽因与营造学社由傅斯年任所长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搬迁到昆明市东北8公里处龙泉镇龙头村附近的麦地村,借住在一所名叫“兴国庵”的庵堂内,利用那里狭小的房舍继续开展工作。营造学社的“工作室”,设在供奉菩萨娘娘的殿内,顶上没有吊灯,桌上没有台灯,采光完全靠占了大半堵外墙的窗子透进的自然光线。而所谓的“窗子”,也没有窗页,空空的,只有一横竖八的几根铁丝。大殿内由薄板一隔为二,外间密集地摆放着4张工作台,内间有一张工作台;所谓的“工作台”,就是一块块宽大光洁的木板,用各种式样的桌子支撑着两端而已。工作台上的笔墨砚台和墙上的两张碑刻拓片、一张古建筑的照片及一份挂历,透露出这些人的职业、身份。此外,殿内还有一张简朴的圆桌、一把古旧的太师椅、一张供奉牌位的供桌。梁思成、林徽因的家设在大殿旁一间半泥土铺地的小屋里,由于屋内非常潮湿,他们只得在地上撒些石灰以去除潮气。

在当地大量的“一颗印”民居建筑中,有一幢非同寻常的住宅。说它非同寻常,不仅因为其外观和内部的简朴明显与众不同,重要的在于它是身为建筑学家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一生中唯一亲手所建的自用住房。

梁思成、林徽因夫妇

生活稍为安定,梁思成便想恢复营造学社的活动,对西南地区的古建筑进行考察,继续完成未竟的事业。重新组建的中国营造学社只有六人:梁思成、林徽因、刘敦桢、刘致平、莫宗江和陈明达。

抗战刚胜利时,梁思成陪林徽因到重庆检查身体,大夫告诉梁思成,林徽因病情严重,将不久于人世。这对梁思成和林徽因来说,无疑是沉重的打击。林徽因念及昆明美丽的风光、良好的气候和老朋友们,认定“再次到昆明去,突然间得到阳光、美景和鲜花盛开的花园,以及交织着闪亮的光芒和美丽的影子、急骤的大雨和风吹的白云的昆明天空的神秘气氛,我想我会感觉好一些”。于是她再次回到昆明,入住圆通山下的唐家花园养病。抗战胜利使林徽因看到恢复正常工作、生活的希望,与金岳霖、张奚若、钱瑞升等老友重聚也给她带来了欢乐,但病魔却在时时威胁着她。林徽因通过梅花残枝对绿荫、园子,对西山夕阳和飞鸟的眷恋,表达了对未来、对生命的渴望,写下了《对残枝》和《对北门街园子》等诗篇。

后来,身为营造学社社长的梁思成被任命为中央研究院研究员,营造学社也纳入“史语所”编制。不久,随着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搬迁,在兴国庵滞留了两年的营造学社也随之搬到四川,梁、林所建的房屋由金岳霖居住。这地方,后来成了一个小有名气的花园。虽然它历经数十年风雨沧桑,日益破败,连那棵闻名遐迩的茶花树也已死去,但万幸的是梁林旧居几经易主,总算基本保留了下来。

以“兴国庵”为大本营,1939年9月至1940年2月,梁思成、刘敦桢率队对四川、西康古建筑进行了野外调查。半年之间,梁思成等人跑了35个县,调查了古建、崖墓、摩崖、石刻、汉阙等730余处;而林徽因则留守兴国庵“主持日常工作”。大量的绘制图纸和文字资料要及时整理,许多材料需查证分析,兴国庵简陋的殿堂顿时呈现一派繁忙的景象。

“卢沟桥事变”后,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于1937年9月离开古都北平,南下长沙。11月下旬日机轰炸长沙,梁家住所被毁,险遭罹难。于是全家扶老携幼,搭乘破旧的公共汽车,晓行夜宿,历尽40天的长途跋涉,于1938年1月到达昆明,住入巡律街9号一所名为“止园”的宅院。

1938年1月到1940年11月,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在昆明近三年时光留下的足迹,成就了云南古建筑文化史、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 1937卢沟桥事变后,抗战爆发,北平沦陷。为躲避战乱,梁林夫妇携家人于1937年9月离开古都北平,南下长沙。11月下旬日机轰炸长沙,梁家住所被毁,全家又搭乘破旧的公共汽车,晓行夜宿,历经40天长途跋涉,从长沙一路奔波至昆明,并借住在昆明巡律街9号一所名为“止园”的宅院。梁林夫妇在来到昆明后,便开始了对昆明的古建筑调查,他们于1938年设计修建了云南大学的女生宿舍“映秋院”,后由于对战争耗时长久的估计,二人设计建造了自己的居所。这是他们一生中唯一为自己设计并亲手建造的房屋,一砖一瓦均经二人亲手操持。房屋自1939年年中开工,至1940年春建成,整体建筑既与当地民居相协调,又自成风格,几间朴素的瓦舍,容纳了流离失所的梁、林夫妇,为他们在炮火中的西南之行,带来了短暂的安宁。现选摘“梁思成、林徽因在昆明的日子”一文,与读者共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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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昆明东北郊龙泉镇界内,有三个相邻的村庄:龙头村、棕皮营、麦地村。其中麦地村有一座“兴国庵”,占地十亩,殿宇虽不轩昂,却十分规整;殿外树林环绕,环境极为清净;大殿前庭院里四株桂花树,金秋时节清香四溢;四角配殿内天井里也是花木扶疏,分外宜人。

林徽因致力于建筑比梁思成要早,并对梁一生的立志起了巨大作用。但林在从事建筑研究之余,也热心于文学创作。20世纪30年代,林徽因在中国新诗诗坛上的名气很大,以致有不少人说起来,只知道她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女诗人,而不知道她也是一位杰出的建筑学家。她在留居乡村期间,也写了些诗篇,如《除夕看花》、《茶铺》、《小楼》、《对残枝》、《对北门街园子》等。其中《小楼》的素材,似取自龙头村的临街小楼。据说林徽因写诗常在晚上,还要点上一炷清香,摆上一瓶插花,穿一袭白色的睡袍,在清风飘飘中吟哦酿制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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