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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校整理的倡议(2),当初要求标点本的

日期:2019-11-15编辑作者:文学资讯

在中华书局即将迎来百年华诞盛大庆典的日子里,我深深地怀念局史上那些为推进文化教育事业、弘扬传统文化而辛勤耕耘勋劳卓著的老前辈、老师长。赵守俨先生就是我们耳濡目染多年深受其教育和影响的一位。

一、“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点校的艰辛历程

守俨先生1926年出生于一个旧式的封建士大夫家庭,幼年接受的主要是中国式的传统语文教育,并在经学和史学方面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但他在11岁至15岁期间,又曾就读于北京的美国学校和天津的圣路易学校,接受过正规的西方语言文化的训练。他1943年考入辅仁大学,1947年毕业于辅仁大学经济系。社会的变迁,家道的中落,抗战的爆发,新中国的成立,无一不在他身上留下深刻的时代烙印。他是一个既有深厚扎实的旧学根底,又有开放通达的人文意识的新一代知识分子。

(一) 提议与启动

1951年春天,他进入商务印书馆从事编辑工作。1953~1954年,商务被改组为高等教育出版社,改以出版理工科教材为专业方向,商务只保留了一块副牌。守俨先生被编入工具书组,与吴泽炎等位先生在一起,专门处理商务副牌下的有关业务。尽管副牌是岐视性的,只能出一些正牌看不上眼的非正统的或者二三流的作品,但是新中国成立不久,大家工作热情很高,都希望多做一些工作,所以还是出了不少有用的书。守俨先生在商务印书馆期间,先后编辑出版了清人写的读书札记和读史札记十余种,整理了《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这两部目录学史上的重要著作,还担任了《唐大诏令》、《初学记》、邓之诚《东京梦华录注》、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岑仲勉《通鉴隋唐纪比事质疑》等书的责任编辑。在商务工作的八年经验,还有袁翰青、吴泽炎等位先生的指点帮助,都为他后来在古籍整理出版事业方面大展宏图奠定了基础。

“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点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前三十年古籍整理分量最重、价值最大、 (学术) 投入最多、历时最久的项目。

1958年全国各出版社的业务均按专业分工原则进行调整,12月底守俨先生调入中华书局。从此,他就和“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点校工程结下了不解之缘。这项宏伟工程源起于毛泽东主席1958年7月要求组织人标点前四史并附杨守敬历史地图的指示,经范文澜、吴晗召集会议,研究贯彻落实问题,出版任务随即落实到中华书局。当初要求标点本的“前四史”作为国庆十周年的献礼于1959年出版,严重低估了历史古籍整理工作中的困难和复杂情况。即使简单从事和匆忙赶制,前四史也是迟至1962年5月才全部出版,而后面各史的情况还要更困难复杂一些。古籍规划小组要求新整理的“二十四史”要成为代表国家水平的超越前人的最好的本子。守俨先生认为:“这只有在校勘上提出更高要求,标点和分段规定出更精细的办法才能达到。各史形形色色的错误如果不能校正,标点也无法准确。”经过深入调查和全面研究,决定对后面各史提高要求,除选好底本做好版本对校外,还要比较系统地进行“本校”和“他校”,并强调要充分汲取利用前人研究成果,同时具体拟订了一个广泛适用的详细的标点和分段体例。

从目前可以见到的公开资料来看, 是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振铎最早提出了“二十四史”点校整理的倡议(2)。

鉴于分散在外地院校点校的各史常常被其他教学和科研任务打断,时间没有保证,工作进度和工作质量都会发生问题,守俨先生郑重建议将参与点校的专家学者借调到中华书局集中工作。此事经中华书局总经理金灿然与古籍规划小组组长齐燕铭商量,报告到中宣部,得到主持中宣部日常工作的周扬大力支持。1963年秋冬,唐长孺、王仲荦、卢振华、郑天挺等一批全国一流的专家先后到京,齐集北京西郊翠微路2号中华书局大院专心校史。在京的各位专家也经常到书局来碰头会商。守俨先生全身心地投入这项工作,从组织人选、联系借调,专家饮食起居的安排,图书资料的供给和借阅,到起草制订校勘标点凡例,研究版本,审阅样稿,商榷疑难,直到版面格式的设计安排,他都亲自参与,苦思焦虑,辛勤谋划。那是他工作负担最重的日子,也是他最兴奋最开心的日子。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工作才不得不中途停止下来。1969年秋天到湖北咸宁向阳湖畔,他在风雨泥泞的道路上五步一滑十步一跌地奋力耕耘了一段时间。

1956年11月25日, 郑振铎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谈印书》, 文中提到了新中国版的“二十四史”整理:“凡需要量比较大, 而且应该加以重新整理, 甚至必须加以新注、新解的古书, 像《十三经》、《二十四史》之类, 则我们得集中些专家们组织专门的编辑委员会, 分别进行整理工作, 俾能于几年或十几年之内, 有面貌全新、校勘精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版的《十三经》、《二十四史》出版。”(1)

1971年春天,他被点名首批调回北京,着手筹备恢复“二十四史”点校工作。有了出版会议的文件,有了周恩来总理的部署和毛泽东主席的批示,点校工作得以顺利展开。除了《新五代史》、《旧五代史》、《新唐书》、《旧唐书》、《宋史》移转上海负责外,其余各史再加上《清史稿》仍由中华书局负责,守俨先生又开始了夜以继日的辛勤操劳。尽管当时文件的精神是避免烦琐,加快进度,守俨先生本着职业操守和学术规范,在他力所能及的业务范围里坚持了保证质量的一些必要做法。到1978年,经过各方面的通力协作,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终于全部出齐。

1956年12月20日, 郑振铎在给潘景郑的信中, 更加具体地谈到了对“二十四史”以及“十三经”等古籍进行整理的想法。其后在给潘的另一封信中, 说他已在考虑要出版“整理过的《十三经》、《二十四史》之类”(2)。

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是新中国最宏大的古籍整理工程,是代表新时代古籍整理工作水平的标志性成果,是学术研究的基础骨干项目,这一项目的完成极大地推动和支持了文学、历史、哲学、文物考古等各个学科研究的深入发展。从1958年至1978年,历时二十年,守俨先生始终负责并实际主持了这项浩大的工程。这项工程所积累的丰富经验,确立了现代意义上的古籍整理的基本范式和科学标准。中华书局后来拟订的“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新编诸子集成”、“中国佛教典籍选刊”、“理学丛书”等诸多项目的点校凡例,全都是在借鉴参考“二十四史”点校凡例的基础上衍生发展而来的。后来由守俨先生领衔,由程毅中、张忱石、许逸民等位参与一起制订的《古籍校点释例》,成了全国各个古籍出版社学习借鉴的样本。二十年间,还在老中青三结合的业务实践中,培养锻炼出了一批中青年古籍整理骨干,各个断代史的专家都有。

1957年3月, 郑振铎发表《整理古书的提议》(3)。他说, “至于《二十四史》, 则更需要一番整理工夫, 且必须立即进行。乾隆版的经过整理的《二十四史》, 问题很大 (同文本、竹简斋本等, 均系影印这个本子) , 张元济先生在《百衲本二十四史》的校勘记里已发其覆。《百衲本二十四史》则卷帙浩大, 仅照原本影印, 未经加工整理。读史是一件要事, 特别是中国的《二十四史》, 它们乃是各时代的‘百科全书’, 不仅是政治史。凡搞一切学问的人, 都不能不问津于这部大书。故整理尤有必要, 且须加速。”这篇文章还同时刊登在《政协会刊》1957年第3期上, 文中再次强调“二十四史”等“整理尤有必要, 且须加速”。

守俨先生是当代知识分子的一个典型。在运动不断、“左倾”日甚的社会环境里,“家庭出身不好”是他一个无法摆脱的历史包袱。为了免遭整肃的噩运,他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做人行事,努力适应新社会的革命秩序。他热爱祖国,热爱生活,深受传统文化熏陶,对西方文化也有一定了解,有自己独立的人格理想。他怀着强烈的文化传承的历史使命感,自觉自愿地全身心投入到编辑活动中。这些特质综合在一起,在政治上他是夹着尾巴做人,谨言慎行,沉稳内敛;在工作上他是忠心敬业,恪尽职守。

“二十四史”的整理计划, 是在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之后制定的。

他有自己的兴趣爱好和业务专长,本可以在唐史研究方面卓有建树,他点校的《登科记考》、《朝野佥载》和他所发表的《唐代婚姻礼俗考略》等论文足以说明他的知识积累和学术造诣,但是,只要是出版社的任务一下达,只要“二十四史”的工程一上马,他立即心无旁骛地全力以赴。他儒雅淡定,精力不为名利所牵。无论做了多少工作,他从不自夸,从不张扬。他对老年专家的尊敬和热情,对青年才俊的关怀和培养,都源自内心的知识分子情怀,源自深切的同情和了解。他的行事低调、谦和平易是众所周知的。

1958年2月, 在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成立大会上, 齐燕铭特别提道:“有人建议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版的二十五史, 那就不是三五年能完成的事”(4), 第一次从全国古籍小组的层面提到了“二十五史”的整理出版。

他主持“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二十年,确实是风风雨雨的二十年。他初参加这项工程的时候,只是一个比较熟悉业务的平头百姓、普通编辑,以至十年动乱中有人要他交代这项工作的来源,他只是“隐约地听说此事颇有来头”;在工作最繁忙的时候,他顶多也只是一个“副组长”,甚至在1976年,中华商务临时党委还把他的副组长也撤掉了,直到打倒“四人帮”以后才予以恢复。他什么头衔都可以不要,只要开展工作的权利。可是,他的作用和影响却是巨大的,他是中华书局核心业务的灵魂人物,他的品德和学养令群众真心佩服。改革开放以后,他也只是个副总编辑,因为他不是共产党员。尽管如此,他还是任劳任怨地配合一把手抓好全面工作,包括几次草拟制订全面的古籍整理规划。他真是一个公而忘私的优秀编辑、一个以身作则凭德业服人的好领导,1988年和1993年,他连续当选第七届、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可说是深孚众望,实至名归。

1958年7月, 毛泽东主席对“前四史”的点校整理工作向吴晗和范文澜发出指示。根据范文澜当时写给刘大年的信得知(5), 该指示是吴晗面见毛时, 毛当面交代的任务, 随后吴晗将此事告知范文澜, 并以两人的名义于1958年9月13日下午召开“标点前四史及改绘杨守敬地图工作会议”, 参加者还有尹达、侯外庐、金灿然、张思俊。6人中, 范、吴和尹达三人为古籍小组历史分组的成员, 金灿然为古籍小组办事机构中华书局的负责人。会上, 吴晗向与会人员报告了“前四史”点校工作的缘起, 商订了“其他二十史及《清史稿》的标点工作”, 要求着手组织人力, 由中华书局订出规划”(1)。10月6日, 范文澜、吴晗联名向毛主席报告了此次会议的内容。此后不久, 毛主席给范、吴两人回信, 表示“计划很好, 望照此执行”。于是点校“前四史”的工作扩大为整个“二十四史”及《清史稿》。随后, 在中华书局组织下, 由顾颉刚、聂崇岐、齐思和、宋云彬、傅彬然、王伯祥、陈乃乾、章锡琛等参与, 制定了“二十四史整理计划”。这份“二十四史整理计划”, 将“二十四史”的整理工作划分为两个部分, 即“标点集注本”和“标点普通本”。

1979年9月,当引进出版海外华人学者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遭到一些障碍的时候,是刚刚担任副总编辑不久的守俨先生明朗表态:“同意接受出版。”他明确指示编辑的文字润饰只“限于非改不可的地方,不必改变原来的写法和风格”。他在此事中表现出来的胆识与见解是令人敬佩的。对比之下,畏缩或逃避的态度未免有些卑微委琐。

从1958年正式启动, 至1978年最终完成, 该项工程历时整整20年, 参考曾任“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点校组副组长赵守俨的说法, 整理工作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2):第一个阶段是1958年至1963年, “这是工作的摸索阶段”;第二阶段是1963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第三阶段起于1971年终于1978年, 即点校完成阶段。

1986年5月由守俨先生倡议和主编的《书品》出版了,它为古籍整理图书和学术著作的评论开辟了一块优雅小巧的园地。守俨先生组织策划了许多优秀深刻的书评,他自己也陆续写了《随笔和〈唐宋史料笔记丛刊〉》、《学术笔记的整理出版与评议》等多篇文章,一边总结过去的经验,一边对古籍整理工作提出新的要求和期望。这些文章要言不烦,切中肯綮,很值得我们学习。《书品》出版多年,深受学者和读书人好评。1992年当我协助他编刊时,他总是强调,图书评论要诚恳平实,与人为善,以理服人,千万不要盛气凌人,求全责备。他说,看到别人的疏误时,要设身处地了解致误的缘由,善意地帮助人,切忌自以为是,刻意伤人。古籍整理的工作本来就比较繁难,要注意团结和鼓励更多的人参加到我们这个队伍里来。组稿、选稿和改稿,都要注意这个问题。我听了以后很受感动,真是忠厚长者,其言蔼如。

(二) 分散点校:1958—1963

他因病于1994年4月13日过早离开了我们,令我们怀念不已。

在这个时期, 点校工作处于草创阶段, 采用分散点校的工作方法。关于各史的具体点校人, 据赵守俨及中华书局档案记载, 可编为下表:

关于“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点校规则, 有三份至关重要的文件;其中两份是《二十四史整理计划》附件一《使用标点符号示例》和附件二《分段空行和提行低格示例》, 另一份为《点校二十四史补例》。

最先启动的是“前四史”。《史记》最初由顾颉刚、贺次君点校, 后由宋云彬重新标点, 并由聂崇岐复审。点校本《史记》作为向国庆十周年献礼项目, 于1959年9月出版。《汉书》, 先有西北大学历史系点校, 之后又由傅东华重新整理并撰写校勘记, 于1962年6月出版。《后汉书》, 宋云彬点校, 孙毓棠等审定, 于1965年5月出版。《三国志》, 陈乃乾点校, 1959年12月出版。与此同时, 其他各史也先后投入点校。《晋书》由吴则虞承担;南朝五史《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南史》由山东大学历史系承担, 王仲荦负责;北朝四史《魏书》《北齐书》《周书》《北史》由武汉大学历史系承担, 唐长孺负责;新、旧《五代史》由北京师范大学承担, 陈垣负责, 刘乃和、柴德赓协助;《宋史》先为聂崇岐承担, 后由罗继祖点校, 其中十一种《志》又由邓广铭承担;《辽史》由冯家昇承担;《金史》由傅乐焕承担;《元史》由翁独健承担;《明史》由南开大学明清史研究室承担, 郑天挺负责。

(三) 集中点校:1963—1966

为了加快进度, 确保点校质量, 决定点校工作由原来的“分散点校”改为“集中点校”。经过齐燕铭、金灿然的努力, 在中宣部副部长周扬的支持下, 1963年秋, 各地专家以借调的方式, 被集中到中华书局。

先后借调到北京的外地专家有“唐长孺、陈仲安、王永兴 (分担《魏书》的点校) 、王仲荦、卢振华、张维华 (点校《陈书》) 、刘节、罗继祖、郑天挺诸先生”(1)。原在北京的专家, 除傅乐焕于后期曾住在中华的招待所外, 其余的仍各自在家点校, 有事则开会商量。点校《新五代史》的柴德赓也从江苏来到北京。

在1963—1966年这三年期间, “二十四史”的点校工作虽然也受到当时政治气氛的影响, 但进展还较为顺利。1963年11月, 齐燕铭邀请参加整理“二十四史”的全体人员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座谈会, 周扬、杨秀峰、齐燕铭在会上讲话, 陈垣、范文澜、邓广铭等出席会议(2)。

正当各位专家潜心校史之际, 政治形势却在发生着巨大的逆转。1964年, “四清”运动在全国展开,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被作为行为准则和政策指令贯彻于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 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受到严重干扰, 古籍小组的日常工作陷于停顿, “二十四史”的点校工作亦难以正常进行。1965年年初, 点校《旧唐书》的刘节被调回;1966年5月23日, 负责点校《金史》的傅乐焕自杀, 点校小组人心惶惶。随着“文化大革命”全面爆发, 中华书局业务工作宣告停止, 借调来京的参加点校“二十四史”的专家也陆续返回原单位。

1967年5月, 时任“中央文化大革命小组”成员、中共中央办公厅代主任的戚本禹指示当时在中华书局掌权的“革命造反团”, 要求中华书局继续点校“二十四史”, 并表示可以用“旧人”。但此项工作仅维持一年多, 随着戚本禹的倒台而结束, 业务摊子也自然解体(3)。

(四) 恢复点校并完成全书:1971—1978

这一时期, “二十四史”的点校工作从“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中得到恢复, 并且在1978年最终完成。1970年2月11日, 周恩来总理向出版口明确指示要恢复“二十四史”点校工作, 并于4月2日批示:“‘二十四史’中除已有标点以外, 再加《清史稿》, 都请中华书局负责加以组织, 请人标点, 由顾颉刚先生总其成。”(1)《清史稿》虽与“二十四史”一样都于1958年列入整理出版规划, 但点校工作的全面展开却是从此时开始的。

同年4月25日, “中华书局也起草了《整理校点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初步设想》。4月29日, 由国务院办公室主任吴庆彤主持, 国务院出版口出面, 组织了一次关于此项工作的座谈会, 会议参加者包括顾颉刚、白寿彝等史学界人士及中华书局和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相关人员。5月初, 《关于整理出版“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请示报告》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传阅后转呈毛泽东。5月13日, 毛泽东批示“同意”。于是, 中断了五年的“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点校工作得以重新启动。中华书局借调白寿彝、刘大年、张政烺、翁独健、唐长孺、陈仲安、王仲荤、孙敏棠、王锺翰、阴法鲁、陈述、王毓铨、周振甫、启功等专家, 集中到中华书局继续进行这项宏大的古籍整理工程。

和“文化大革命”前相比, 这次重新启动有几点大的不同:一、点校工作分别在北京、上海两地进行。上海分担《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和《宋史》五种, 其余各史均由中华书局组织进行。北京方面还按照周总理的指示, 增加了《清史稿》的点校。全部史书完成点校后, 统一由中华书局出版。二、点校工作方法上对本校、他校作了限制, 规定只在“点不断、读不通”的地方使用这两种方法。还规定:版本异同择善而从, 不出校记。三、人员和过去已有不同。《晋书》原由吴则虞点校, 现由杨伯峻覆阅修改;北朝四史由唐长孺、陈仲安分别负责;南朝史仍由王仲荤负责;《隋书》因汪绍楹去世, 改由阴法鲁继续点校;《旧唐书》《旧五代史》由复旦大学承担;《新唐书》《新五代史》由华东师范大学承担;《宋史》由上海师范学院、上海社科院历史所承担(2);《辽史》《金史》因冯家昇、傅乐焕去世, 改由陈述、张政烺分别继续点校;《元史》仍由翁独健负责, 邵循正和内蒙古大学林沉、周清澍等参加;《明史》因郑天挺尚未“解放”, 改由王毓铨、周振甫继续点校。新增的《清史稿》, 由罗尔纲、启功、王锺翰、孙毓棠分任点校, 刘大年于前期也参加了一段工作。整个“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点校组, 由白寿彝任组长, 吴树平、赵守俨任副组长。赵守俨是点校工作的实际主持人。

在全体点校者、出版社者的不懈努力下, 各史整理本得以陆续出版:1971年《周书》出版;1972年《南齐书》《北齐书》《陈书》出版;1973年《隋书》《梁书》出版;1974年《晋书》《宋书》《北史》《魏书》《新五代史》《辽史》《明史》出版;1975年《南史》《金史》《旧唐书》《新唐书》出版;1976年《元史》《旧五代史》出版, 《清史稿》分册开始出版;1977年12月 (实际上是1978年1月) 《宋史》出版;1978年《清史稿》全部出齐。“二十四史” (点校本) 人名索引也陆续出版。至此, 一代古籍整理工作者为之默默奉献、倾尽心力的“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点校工程终于全部完成。

二、“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点校的巨大成就

“二十四史”及《清史稿》, 全书共3785卷, 约5000万字, 记事从传说中的黄帝到辛亥革命结束清朝统治, 长达四千多年, 卷帙之巨大, 内容之浩博, 作为首尾连贯的一套史书, 古今中外尚无出其右者。其点校难度至少有四:一是内容浩博, 二是版本繁多, 三是校勘情况复杂, 四是标点难度很大。唯其难度大, 能措处得宜, 则更显其成就巨大。

(一) 点校体例趋于完善

制定体例, 是编纂好一部大书的首要之务。“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点校体例, 经历了从制订到实施再到逐渐完善的过程。

1960年, 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在制定“三至八年重点规划”时, 明确要求“二十四史”点校本要超越前人, 并经过不断修改, 使它成为定本(1)。1963年, 中华书局在《二十四史使用标点符号示例》《二十四史分段和提行低格示例》的基础上, 根据几年来点校工作实践和校史专家的意见, 又拟定了《关于校勘二十四史的几点意见》和《二十四史标点使用办法举例》。这几个文件合在一起成为“二十四史”的点校体例, 对“二十四史”点校全部业务工作具有指导意义。

  1. 校勘

体例明确规定了校勘的原则, 统一了校勘的方法、步骤和校勘记的规范, 要点有(2):

“三可改”, 即底本显误且“考证”已指出者(1), 可据改;因形似而误刻的字, 因避讳而缺笔的字, 均径改;版刻异体字, 可径改。

“五不改”, 即对底本有疑, 但无确凿证据, 且前人未论及者, 不改;底本有问题, 且前人有争论而尚无定论者, 一般不改;文句有脱误然注文已指出者, 不改;底本文句可通, 虽有异说者, 亦不改;通假字、古体字不改。

对底本和校本皆误, 或一误一缺, 又无别本可资校正者, 可仍之;有别本或前人考证可据者, 则择善而从。

对底本、校本小异, 或有或无均不影响文义者, 不必增删, 亦不入校记。

对底本虽有不妥, 而“考证”意见在疑似之间者, 则不轻改。

  1. 标点

体例对标点的规定十分详细, 它以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1951年9月颁布的《标点符号用法》为依据, 以各个标点符号 (除破折号、省略号外) 为单位, 列举“二十四史”中相应的例证, 一一说明各个标点的使用法。鉴于各史文句的表述形态, 同一个标点下, 《举例》列出了相对应的3到5个例句;对情况最复杂、标点难度较大的专名号的使用法, 则列举了15个例句。除例句外, 一些地方还作了说明, 对为什么在此处使用或不使用某标点符号, 作了明晰的区分。所举例证具有一定的典型性, 《释例》《举例》通过这些例证和说明, 强调了对史书内容的正确理解和对文义、文气的贴切把握, 强调了标点的准确性。

体例还对改字、分段及提行等做了一系列规定, 让点校者和编辑都有章可循。

总之, 以《点校二十四史补例》和《二十四史标点使用办法举例》为代表的体例的制订, 不仅为“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点校工作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而且对新时期的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此后, 中华书局《古籍校点释例》就是以《点校二十四史补例》《二十四史标点使用办法举例》为蓝本而制订的。

(二) 点校底本选用确当

底本的选择, 是整理古籍的首要环节, 底本选用的确当与否对古籍整理起着决定性作用。在“二十四史”点校中, 除个别史书外, 绝大多数史书的整理在底本选用上都是成功的。

《史记》存世版本很多, 贺次君《史记书录》著录《史记》版本60余种, 日人水泽利忠《史记会注考证校补》所列《史记》版本资料尤为丰富。《史记》存世版本大致可分为五类。第一类是宋代以前的抄本;第二类是《史记》最早的刻本, 即《史记集解》单刻本;第三类是《史记索隐》单刻本;第四类是《集解》《索隐》二家注合刻本;第五类是《史记集解索隐正义》三家注合刻本。

顾颉刚最初拟选南宋庆元二年 (1196) 建安黄善夫刊本为底本;之后, 校点者经过研究, 选定清同治金陵书局《史记集解索隐正义合刻本》为点校底本。该本130卷, 系张文虎据钱泰吉的校本和他自己所见到的各种旧刻古本、时本加以考订, 择善而从, 校勘相当精审。2013年, 中华书局出版的《史记》修订本, 经过反复研讨, 仍以金陵书局本为底本, 可见当初《史记》点校时选用底本的正确。

《汉书》现存可考的最早版本为北宋淳化本, 其后源于淳化本的有北宋景祐本、元大德补刊本、明天顺五年 (1461) 冯让重刊本、弘治修补本、正德本等;其余宋本有绍兴蜀大字本、淳熙湖北茶盐司本、嘉定建安蔡琪刊本等, 质量皆远逊景祐本。南宋建安刘之问刊本出自宋祁校本, 明国子监本、清武英殿本皆承袭该本。明末汲古阁本集宋元诸本之长, 影响较大;清末王先谦《汉书补注》即“以汲古本为主”。中华书局《汉书》点校者经过研究并根据当时的情况, 决定选用《汉书补注》作为点校底本, 只收颜注, 不收补注。这种选择应该是恰当、简便并有利于出版时间要求的。

《后汉书》, 现存比较完整的最早版本是南宋绍兴年间江东路转运司刊本 (简称绍兴本) , 该本被学术界公认为《后汉书》比较好的本子。民国商务印书馆百衲本 (以下简称“商务百衲本”) 即以此本影印, 原缺五卷, 商务印书馆影印时借别本残册予以补配。《后汉书》点校者经过比较, 发现别本皆误而百衲本 (即绍兴本) 独是的地方很多, 遂以百衲本为点校底本。

《三国志》未选用点校底本, 而是用最通行也是比较好的四种版本 (商务百衲本、清武英殿本、金陵活字本、江南书局本) 互相勘对, 择善而从。

《晋书》以清同治金陵书局本为点校工作本。该本亦为学术界公认为《晋书》比较好的本子。

《宋书》以宋元明三朝递修本 (简称三朝本) 、明北监本、毛氏汲古阁本 (简称汲本) 、清武英殿本、同治金陵书局本、商务百衲本互校, 择善而从。从南朝五史点校主持人王仲荦亲自撰写的《宋书校勘记长编》看, 当是以百衲本为点校工作本。

《南齐书》以商务百衲本为点校底本。百衲本即据现存《南齐书》最早版本南宋“眉山七史”大字本影印。

《梁书》, 最早版本是南宋“眉山七史”大字本, 商务《百衲本二十四史》据该本影印。本次点校即以百衲本与明南北监本、汲古阁本、清武英殿本、金陵书局本互校, 择善而从。

《陈书》, 现存最早版本是南宋“眉山七史”大字本, 商务百衲本据该本影印。本次点校即以百衲本与明南北监本、汲古阁本、清武英殿本、金陵书局本互校, 择善而从。

《魏书》, 传世最早刊本为宋刻并经元、明补版, 即所谓三朝本。本次点校, 考证了《魏书》的版本源流, 确定明万历南监本、北监本、毛氏汲古阁本、清武英殿本、金陵书局本这六个本子实是同一系统, 直接间接同祖三朝本, 故点校中决定以百衲本、南监本、殿本、局本通校, 以北监本、汲本参校。

《北齐书》现存最早刊本亦为宋刻元、明补版的三朝本, 其后的刊刻情况亦同于《魏书》。本次点校以三朝本、明南监本、清殿本为互校的主要本子。

《周书》现存最早刊本亦为宋刻经元、明补版的三朝本, 其后的刊刻情况亦大致同于《魏书》《北齐书》。本次点校以清武英殿本为底本, 以三朝本、明南监本、北监本、汲古阁本、清同治金陵书局本及商务百衲本互校。

《隋书》现存最早刊本为南宋刻小字残本, 本次点校以南宋小字本和元大德本、至顺本互校, 并参校其他刻本。

《南史》, 是以商务百衲本 (即影印元大德本) 为工作底本, 以汲古阁本、武英殿本通校, 以南、北监本和金陵书局本参校。

《北史》, 亦是以商务百衲本 (即影印元大德本) 为工作底本, 以南监本、武英殿本通校, 以北监本和汲古阁本参校。

《旧唐书》, 现存最早刊本为南宋绍兴时两浙东路茶盐司所刻残本。本次点校以清道光年间扬州岑氏惧盈斋刻本为工作底本, 并参校了另外的五个版本。底本选择欠当。

《新唐书》自宋以来刻本远多于《旧唐书》。本次点校以商务百衲本为工作本, 参校宋刻影印残本、汲古阁本、殿本及浙江书局本。

《旧五代史》, 其传本久已湮没, 清乾隆时编纂《四库全书》, 辑录有《旧五代史》, 称“库本”。本次点校以1921年丰城熊氏影库本为底本, 参校别本。

《新五代史》, 本次点校以商务百衲本 (影印南宋庆元本) 为工作本, 以清贵池刘氏影印南宋本、武英殿本、南昌彭元瑞《五代史记注》本为主要校本。

《宋史》, 以商务百衲本为点校工作本, 百衲本系据元至正本和明成化本配补影印而成;同时参校清武英殿本、浙江书局本。

《辽史》, 以商务百衲本为点校底本, 百衲本系据元末及明初几种残本拼配而成的影印本, 虽有讹误, 尚优于存世之其他刊本。

《金史》, 以商务百衲本为点校底本, 百衲本影印的元至正刻本系现存《金史》最早的本子。

《元史》, 以商务百衲本为点校底本, 百衲本系据九十九卷残洪武本和南监本合配影印, 在存世诸本中最接近洪武本原貌。

《明史》, 以清武英殿原刊本为点校底本。

《清史稿》, 以“关外二次本”为点校工作本, 并将关内外三种版本的详略异同皆注出, 附录于每传之后。

综上, “二十四史”及《清史稿》校史专家通过对各史历代版本的广泛调查和细致比较, 并参考前人的校勘和研究成果, 对点校底本或工作本的选用, 除个别 (如《旧唐书》) 外, 绝大多数都是正确和恰当的。选用的这些底本和工作本, 或是该史书存世最早的本子, 如《后汉书》、八书二史 (《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 ;或是公认的善本, 如《史记》《汉书》《后汉书》《晋书》《金史》《明史》等, 更都是收列最为完整的本子。底本 (或是工作本) 的确定, 为“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点校打下了重要的基础。同时, 校史专家对“二十四史”版本的调查, 进一步摸清了各史的版本家底和版刻源流, 对各史版本的鉴别、评判乃至史部版本学的研究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和贡献。

(三) 校勘精审

在古籍整理中, 校勘工作十分重要, 从底本的选择, 到全书杀青, 贯穿于点校的始终。为做好这项工作, “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点校专家付出了艰辛的劳动。

对古籍整理来说, 目录、版本、校勘是不可分的。底本确定后, 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哪些本子是主要校本, 哪些本子是参考校本;本校如何掌握, 他校校哪些资料;出现的异同如何判别, 哪些需要出校, 校记如何写;校勘中会出现各式各样问题, 这些问题又当如何解决, 等等。校勘是一件极其细致的工作, 来不得半点苟且。对这些前人所极力避开的繁难事, 当年的校史专家为了点校本能超越前人, 却迎难而上, 步步笃实, 做了大量的工作。总结其校勘方面的成就, 至少有以下四个方面:

  1. 广校众本

“二十四史”点校中, 广泛搜讨各史历代版本, 在选定底本后, 又确定了主要校本和参考校本;在版本校勘上, 绝大多数史书都在五种以上, 有的达到十种以上, 基本做到了对各个版本的全面对校。

  1. 细察内证

从本书取得内证, 以校本书的讹误, 谓之“本校”。在一部史书中, 同一件事, 同一个人名、地名或其他名词术语, 往往不止一见, 而前后两处 (或数处) 出现的同一个名称, 文字若有差别, 其中必有一误。校勘人就是用本书相关的记载前后互证, 以求得符合本书的原来面貌。“二十四史”点校专家在本校法的运用上下了极大的功夫, 他们通过对书中前后文字排比研读, 取得内证, 精确地校正了底本 (或工作本) 的讹误。其中, 点校者不止运用了本校法, 还吸收了其他史籍材料, 辅以他校或理校法加以判定, 从而做到理据充分, 校改确凿无疑。

  1. 参校相关典籍, 充分吸收前人校勘和研究的成果

“二十四史”校勘中, 还广泛利用相关文献典籍来比勘。这些用作他校的资料, 主要有:

一是史籍互证。如《史记》与《汉书》、《汉书》与《后汉书》、《后汉书》与《三国志》内容交叉部分的比勘, 《南史》与南朝四书、《北史》与北朝四书、《旧唐书》与《新唐书》、《旧五代史》与《新五代史》的互校, 五代前的书史与《资治通鉴》《通鉴考异》参校, 用《通典》《文献通考》《通志》二十四略来校考史书中的典章制度, 用《水经注》《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等来校考史书中的地理问题等等。

二是校阅史书旧注中的引书。如《史记》三家注、《汉书》颜师古注、《后汉书》李贤注、《三国志》裴松之注等多引古书, 这些引文或保存了作注人所见古书的原貌, 校史专家在校勘唐以前诸史中都精心校阅, 充分参考。

三是充分利用类书及其他资料。如《艺文类聚》《北堂书钞》《太平御览》《册府元龟》《初学记》《玉海》乃至《永乐大典》等类书和其他史籍及有关总集别集。

“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点校中广泛吸收了前人的校勘成果, 主要有前人各史校勘记和历代重要的考史笔记。

  1. 写好校勘记

校勘记, 亦称“校记”, 是条列校勘异同得失情况的文字。“二十四史”校勘记, 是点校本“二十四史”的一部分。校勘记如何写, 是由校勘体例所决定的, “二十四史”体例的不断完善和校史专家的精益求精, 决定了“二十四史”校勘记的成功。

“二十四史”校勘记成功之处, 首先是把握准确, 即哪些写进校勘记, 哪些不写进校勘记, 哪些存疑待考。校例规定属于下列情况的, 应当写入校勘记: (1) 底本应当校的; (2) 虽不一定校改底本, 而别本、它书中的异文有参考价值的; (3) 难以判断的问题, 记下来存疑; (4) 采用前人的校勘考订成果要交代的。属于下列情况的, 不写入校勘记: (1) 别本或它书的错误, 但版本异同可从宽; (2) 虚字 (之、乎、者、也之类) 的出入; (3) 异体字。再就是将各史的校勘成果准确地用校文反映出来, 其中一些校记写得非常精彩 (如“八书二史”, 特别是《宋书》《南齐书》《魏书》《南史》《北史》) , 将理据、判断以精简的文字表述出来, 而且从中透露出校证的方法和难度, 一些校记不啻一篇简短的文史考证文字。

(四) 标点准确

“二十四史”及《清史稿》卷帙巨大, 内容浩博, 涉及政务军事、典章制度、天文地理、历法术算、文献典籍、民情风俗、域外周边、宗教民族, 史事之纷繁, 人物之众多, 较之他国之史籍, 罕有其比;而且这套史书的修撰经历了漫长的时间, 《史记》成书于汉武帝时期, 而《明史》撰迄于清乾隆初年, 前后相隔一千八百余年;再到1927年《清史稿》的杀青, 前后共相隔二千一百年。汉语言文字几千年的发展是一个连续衍进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 “时有古今, 地有南北, 字有更革, 音有转移”(1), 一些字词、用语、称谓等, 与后世有着程度不同的差异。这种差异, 在各史之间、在各史修撰人的表述, 尤其在今人的阅读理解上, 是十分明显的。凡此, 都给标点工作带来了困难。

标点正确, 是古籍整理的生命线;而做到标点正确, 殊非易事, 尤其像“二十四史”这样难度巨大的古籍。所幸当时参与校史的专家, 无不具备扎实的功底、严谨的学风和执着的态度。他们在十多年中克服干扰和困难, 为使标点准确, 费尽了心力。尽管各史在出版后被指出一些错误和不足, 但从总体上看, 错误不多, 硬伤更少, 标点质量是高的, 取得的成就是大的。标点成功的地方、精彩的地方成千上万, 举不胜举。这里且讲两点:

一是于难处着手。写文章, 著书立说, 不懂的地方可以不写, 难的地方也可以避开;但古籍整理不行, 古人的东西于你不论难不难、懂不懂, 都避不开, 都必须标点, 而且要标点正确。史书中的志, 尤其是职官、礼仪、天文、历律等志专业性太强, 标点难度较大;纪传中涉及复杂史事、人物和典章的内容, 标点难度亦大;还有些看似平淡无奇, 但细究之却难以标点。限于篇幅, 下面分析两个例子。

如《史记·卫青传》“人奴之生得毋笞骂即是足矣, 安得封侯事乎”一句, 一向有两种读法, 一种读为“人奴之, 生得毋笞骂足矣”, 另一种读为“人奴之生, 得毋笞骂即足矣”。持第一种读法的, 认为“生”字是语助词, 和《魏其侯武安侯传》“生贵甚”之“生”字相同, 亦后人所说“生憎”“生怕”之“生”。持第二种读法的, 认为“生”字不是语气助词, 应作“此生”“生活”解, 句意为:这一辈子能不受打骂就好了, 还巴望封什么侯呢?点校本此句标点为:“人奴之生, 得毋笞骂即足矣, 安得封侯事乎!(1)”

又如《旧唐书·太宗纪下》“太子太师赵国公长孙无忌太子太傅梁国公房玄龄太子太保宋国公萧瑀各辞调护之职诏许之”。举这段做例子, 主要是考察对逗号和顿号的用法。如果每个人的官名、爵名之间不顿开, 人名后可标顿号;若官名、爵名之间用顿号分开, 人名后则应标逗号, 以明层次。点校本是在人名后标逗号的:“太子太师、赵国公长孙无忌, 太子太傅、梁国公房玄龄, 太子太保、宋国公萧瑀, 各辞调护之职, 诏许之。”(2)

二是为古籍标点立法。这里的“法”, 指方法、门径。凡从事古籍整理的人都知道, 最难加的标点是专名号和引号。为什么呢?因为这些标点涉及的内容更复杂。拿人来说, 有用本名的, 有用字号的, 有用郡望或官爵, 还有美称、尊称、昵称、贱称、合称、并称等;拿地名来说, 历代舆地有相衍也有变更, 有异名同指的, 也有同名异指的, 有两地 (或数地) 同级并列的 (应分别标专名号, 之间加顿号) , 有两地 (或数地) 上下相属的 (应分别标专名号, 不可加顿号) , 有看似普通词汇却为地名的 (如“青草”“卧牛”) ;引号则难在下引号的标加, 要搞清楚所引文字、所引话语的起讫, 稍不注意就会把引文、引语与史书修撰者的文字混为一体, 造成硬伤了。

《二十四史标点使用办法举例》等文件是标点的体例, 各史点校本就是这个标点“法”的实证。“二十四史”以其万万千千的例证为当代古籍整理实践立“法“, 起到了卓越的标杆作用。

“看似寻常最奇崛, 成如容易却艰辛。”昔时王荆公的两句诗正是对“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点校工作的写照。“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点校, 是二十世纪古籍整理的一件大事;“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点校本的出版, 是二十世纪古籍整理最伟大的成就, 也是古文献学科发展中的最成功的实践。今年恰逢“二十四史”及《清史稿》列入国家整理计划60周年、全书出版40周年, 又值“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陆续问世, 为了纪念这一艰辛而伟大工程和一代古籍整理人的不朽贡献, 特撰此文以志。

注释

1陈福康:《最早提出点校〈二十四史〉的是谁》, 《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1990年第225期;另见罗雪挥:《中华人民共和国版“国史”风云》, 李杨主编:《洞孔中的历史》, 青岛出版社2011年版, 第247-252页。

2郑振铎:《西谛书话》,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 第527-532页。

3林申清整理:《郑振铎致潘景郑论书尺牍》, 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研究所编:《历史文献》 (第4辑) ,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第84-第86页。

4郑振铎著, 国家文物局编:《郑振铎文博文集》, 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 该文在此书中题为《整理古书的建议》。

5齐燕铭:《齐燕铭在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会上的讲话》, 袁亮主编, 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 (9) , 中国书籍出版社2004年版, 第352页。

6刘潞、崔永华编:《刘大年存当代学人手札》,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第165页。

7《标点前四史及改绘杨守敬地图工作会议记录》, 袁亮主编, 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 (9) , 中国书籍出版社2004年版, 第530页。

8赵守俨:《雨雨风风二十年---〈二十四史〉点校始末记略》, 中华书局编辑部编:《回忆中华书局》 (下编) , 中华书局1987年版, 第113-123页。

9赵守俨:《雨雨风风二十年---〈二十四史〉点校始末记略》, 中华书局编辑部编:《回忆中华书局》 (下编) , 中华书局1987年版, 第116页。

10《中华书局百年大事记 (1912-2011) 》, 中华书局2012年版, 第188页。

11赵守俨:《雨雨风风二十年---“二十四史”点校始末记略》, 《回忆中华书局》 (下编) , 中华书局1987年版, 第117页。另据赵守俨1971撰写的《整理“二十四史”工作情况简介》 (载《书品》2013年第二辑) , 其间借调和拟借调参加“二十四史”点校的专家, 除本章已列出的外, 还有何兹全 (北师大) , 姚薇元 (武汉大学) 、卞孝萱 (近代史所) 、陈乐素 (人民教育出版社) 、邓广铭 (北京大学) 、陆峻岭 (历史所) 、许大龄 (北京大学) 、林树惠 (南开大学) 、汤纲 (南开大学) 、傅贵九 (南开大学) 、严敦杰 (自然科学史研究室。负责各史的“律历志”) 。以上排名依原件。

12周恩来:《对出版“二十四史”、〈清史稿〉问题的批示》, 《周恩来文化文选》,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第368页。

13陈允吉《“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参与点校本二十四史整理的往事》 (《文汇学人》2015年8月14日) 载:先后参加《旧唐书》《旧五代史》点校的有复旦大学中文系的吴文祺、朱东润、胡裕树、张世禄、王运熙、许宝华、刘季高、陈允吉、徐鹏、顾易生、章培恒、周斌武、丁锡根、张万起、周维德、叶盼云等, 历史系及史地所的谭其骧、徐连杰、苏乾英、吴应寿、王天良、邹逸麟、王文楚等, 哲学系有陈守实等;参加《新唐书》《新五代史》点校的有华东师大的李国钧、徐震堮、戴家祥、金祖孟、赵善诒等;参加《宋史》点校的有上海师院的程应镠、张家驹、罗君惕、裴汝诚和上海社科院历史所方诗铭、汤志钧、刘修明、臧荣炳等。

14赵守俨:《校史杂忆》, 《赵守俨文存》, 中华书局1998年版, 第330页。

15中华书局:《点校二十四史补例》, 《书品》2006年第4辑。

16这里的“考证”, 指殿本对各史的考证。

17[明]陈第:《毛诗古音考自序》, 《毛诗古音考屈宋古音义》, 中华书局2008年版, 第10页。

18[汉]司马迁:《史记》 (精装第6册) 卷112《卫青传》, 中华书局1959年版, 第2922页。

19[后晋]刘昫等:《旧唐书》 (第1册) 卷3《太宗纪下》, 中华书局1975年版, 第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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