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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先的毛选注释都

日期:2020-03-25编辑作者:文学文章

2015年12月26日星期六,是纪念伟大领袖毛主席诞辰122周年的日子,用几封信函,表达一位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思念。

图片 1各种《毛泽东选集》。

图片 2

1986年9月9日,为纪念毛泽东逝世10周年,《毛泽东着作选读》由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

中央文献研究室总值班室负责同志,您好!

不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收到了很多群众来信,称此书填补了此前市场上的空白,且全书篇幅合适,适于普通干部群众阅读。

2015年11月11日,我向贵处邮寄EMS1058194969212特快专递,得到你处通过手机发来的收到短信回复,谢谢!

不过,来信中也有不同的声音,集中在注释部分。有读者认为,此书有着“全新的注释风格”,“带来新的内容和新的风貌”;另一些人则认为,原先的毛选注释都“旗帜鲜明”,这次的注释却“太右”。原先已被定性的人,注释中却做了改动,尤其是王实味和饶漱石的注释条目。

短信里说,希望我提交一份相关的书面说明,请见下面:

2013年5月22日,该书主审、时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后曾担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和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的逄先知,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正面回应了这种看法:

我是准备给《毛泽东选集》第三卷(ISBN978-7-01-000920-9,1991年6月第2版,2009年11月北京第5次印刷,定价:21.50元)“学习和时局”一文提校对意见。

关于王实味和饶漱石的注释,是经过我们研究并向有关负责部门调查了解后做出的。它纠正了原来不符合事实的、根据不足的一些说法,或者用事实说清楚了一些问题,这在客观上,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起到了平反的作用。因为这部书具有权威性,它是以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名义编辑,并经中央审定的。做这样的注释,对毛着编辑工作来说,确实是一种突破,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党的文献编辑工作上的体现。

具体在第942页倒数第四行:“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为第二阶段。日本帝国主义者为准备和执行反英美的战争,将他们在武汉失守以后已经改变了的方针……”为避免产生歧义,“武汉”前面需要加上“国民党”一词。

建国后的毛选成了空白

我是北京师范大学的老师,目前在广东的北师大珠海分校这里暂时工作一段时间,大约明年暑假以后,就回北京了。1967年生,男,中共党员,图书馆学专业。近期我在一字不落地读毛选,已经从第一卷读到第三卷了,读的过程中,经常心潮起伏,感慨万千,无意给毛选挑错儿,读到这里的时候偶然又突然的发觉这句话好像有问题。此致

1977年,《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发行,收录了毛泽东建国后即1949年9月到1957年之间的重要着作。

敬礼!2015年11月14日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央认为,毛选第五卷出版时,没有对“文化大革命”进行拨乱反正,选编工作问题较多,决定对其进行修订。

中央文献研究室总值班室负责同志,您好!

1981年6月《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通过后,对毛选第五卷的修订,大家的认识得到了统一。修订方案报送至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胡乔木处。

我是北师大的陈志新老师,前些天,曾经给毛选第三卷942页提过一条修订意见的。这次来信,反应两件事情。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980年由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着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改组而来,分为毛泽东着作和生平研究组、周恩来研究组、刘少奇研究组、朱德研究组、综合研究组,还有一个专门的注释组。

第一件事情,就修订提一点想法。

“胡乔木觉得,修订方案并没有面目一新的感觉,认为没有修订第五卷的必要性。”时任毛组成员、后曾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一编研部副主任的吴正裕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首先,从与研究室总值班室的联系中发现,关于毛选修订,中央文献研究室是不是没有一个运行在电脑上的管理信息系统啊?喜欢读毛选的,一般不会沽名钓誉,自私自利。但是,对于修订毛选的事情,我们不妨用最最商业化的精细计算的方式,去认真管理。1991年毛选第二版到今天已经24年了,这期间,许多人读,可能会提出修订意见,逐一记录什么时间以及由谁提出对某一处的修订,某一处谁是第一个提出修订意见的,谁在后来重复指出这个错误。同时,把1991年第二版改动1966年第一版的原因、背景以及提出者、批准者等等信息,都记录好,成为一部关于毛选不同版本的历史。

1982年,经中央批准,毛选第五卷正式停止发行。此前,毛选第六卷和《毛泽东全集》的编辑出版工作,也已经停顿下来。毛泽东建国后的着作,在市场上完全成了空白。

其次,我认为,1991年毛选第二版的修订,整体上犯了琐碎主义和事务主义的方向性错误。刚学几天毛选,就用毛选似的语言,批评管理毛选的机构了。赎罪!比如,二十一日还是六日,七千人还是四千人,少将还是大将,这些东西,即使真的错了,对我们领悟思想和道理,没什么大妨碍。从另一方面讲,我们针对这些细节和事实问题,敢于修订的依据,应该是后人的考证和发掘。后人的考证,未必有前人说的准呢?再说,毛主席是大人物,毛主席身后还有一个团队,文章或者讲演,或者发表,当时的听众和读者就很多,这些被我们后人认为错误的东西,其本身就是一种历史存在,今天的历史数据,不需要完全以毛选的为准,让毛选的历史数据,存在那里,有其必要。改的必要,反而不大。相反,我提出的修订意见,不是琐碎主义和事务主义的,是我们后人应该帮助前人改过来的。老头卖瓜,自卖自夸啦!

时任毛组组长、后曾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第一编研部主任的汪裕尧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在内部,时任文献研究室第一副主任龚育之也一直有个想法,希望把毛泽东在建国之后的着作归拢一下。因此,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了建国以来毛泽东的文稿,作为内部本发行,仅供地师级以上领导和有高级职称的研究人员参考和做研究用。

第二件事情,有没有玷污毛选的问题(把毛主席像颠倒的毛选和购书记录单已经随此信一并寄来)。

文献研究室考虑,再出版一套面向市场发行的书。这样一套书,内容的选择无疑需要更加审慎。但如果只是将毛泽东建国后正确的和基本正确的、且有分量的着作单独出一本,内容又不够多。

这本毛选,几年前买到的。我快五十岁了,少年时候接受过阶级觉悟教育,我立刻找人民出版社联系,开始说给我换书,后来就不了了之,总之,言不及义。

龚育之提议,可以参考1965年出版的《毛泽东着作选读》甲种本和乙种本的形式,另出一套选读本。

这次因为修订意见的事情,与中央文献研究室总值班室的朋友们打交道,收到特快专递回复电话和手机短信、接受传真、短信回复、电话回复,你们负责、认真、高效,你们值得信赖。这个事情委托给你们处理。此致

1983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向中央建议:新编一本毛泽东着作选读本,为广大干部和青年学习毛泽东的科学着作提供一本合适的读本。此举得到了中央的批准。

敬礼!2015年11月20日星期五

当时已升任毛组副组长的吴正裕,被任命为《毛泽东着作选读》主编,带领两个组员,负责这部书的编辑工作。

中央文献研究室负责校订工作的部门:

当时毛组共17个成员,分成几个小组。除这套选读本外,还承担着《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和《毛泽东年谱》等多项编辑工作。

2015年11月14日,我曾经邮寄一封关于给毛选提修订意见的信。我发现,这个建议是错误的。请予以撤销。

因此,吴正裕手下的工作人员换了又换。有一段时间,他成了“光杆司令”,独自承担选读本的编辑工作。

通过毛选第三卷电子版,我检索了一下,整个毛选第三卷,出现“武汉失守”的地方一共有八处,任何一处,在“武汉失守”前面,均没有任何限定词汇。这应该是一种固定用法。

选定篇目成为吴正裕的首要工作。此书的收录对象为毛泽东一生的着作,至于建国后的着作占多大比例,没有明确指示,领导只是说,“比例要大一些”。

现在,我理解了,为什么在“武汉失守”前面不加限定词“国民党”。当时是国共合作,任何失败,不能把责任归于一方,不加限定词,反而是正确和高明的。

吴正裕初步提出方案后,先在毛组内部讨论。组长汪裕尧、副组长冯蕙和当时返聘的毛组老组长赵福亭参加了每一次讨论,对篇目提出调整意见后送审。

这个错误的修订意见,反应了我的政治水平和理论水平的问题。毛选确实不应该轻易改动。在1991年二版毛选里,更改了一些时间、地点、名称方面的问题,我建议,作注解可以,最好不要轻易改动,也许原毛选里面的更准、更真。给贵部门的工作增添不必要的麻烦了。敬礼!2015年12月3日星期四

文献研究室第一副主任龚育之和常务副主任逄先知担任此书主审。“我们主要是对编辑方针、编辑体例等原则性问题提出意见,审定编目,加写或修改重要题解和注释。龚育之在这些方面都出了很多好的主意。”逄先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图片 3

编辑工作中的重要问题,需要请中央审定的,则由龚育之和逄先知联名写报告,请示胡乔木。胡乔木都及时作答,有时约他们去他办公室谈,有时写信回复。

我叫陈志新,男,1967年生,中共党员,人事关系属于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组织关系在珠海市,目前在广东珠海北师大珠海分校管理学院工作。近期与贵部门来来往往打交道很多,我先梳理一下,然后,提出关于毛选出版的问题。

只选正确的和基本正确的

起初,我提出修订意见:《毛泽东选集》第三卷(ISBN978-7-01-000920-9,1991年6月第2版,2009年11月北京第5次印刷,定价:21.50元)“学习和时局”一文第942页倒数第四行:“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为第二阶段。日本帝国主义者为准备和执行反英美的战争,将他们在武汉失守以后已经改变了的方针……”为避免产生歧义,“武汉”前面需要加上“国民党”一词。(否则,他们指日本帝国主义,好像武汉失守是日本丢掉了武汉。)

新编毛着选读工作开始时,对编选多大的篇幅,吴正裕心中无数。他提出了两个方案:第一方案收入毛着71篇,约40万字;第二方案收入毛着90篇,约65万字。

后来,我又否定自己提出的修订意见:通过毛选第三卷电子版,我检索了一下,整个毛选第三卷,出现“武汉失守”的地方一共有八处,任何一处,在“武汉失守”前面,均没有任何限定词汇。这应该是一种固定用法。现在,我理解了,为什么在“武汉失守”前面不加限定词“国民党”。当时是国共合作,任何失败,不能把责任归于一方,不加限定词,反而是正确和高明的。这个错误的修订意见,反应了我的政治水平和理论水平的不足和欠缺。

为征求意见,文献研究室召开了8个座谈会,参加者来自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等多家单位。因为该书定位为青年人学习的本子,文献研究室还去了高校和中学,与师生座谈。大多数人赞成第一个方案,部分教育和宣传工作者则倾向于第二方案。

通过上述与中央文献研究室打交道的过程,感到贵部门高度负责,极度认真,让我对中央文献研究室非常信任。于是,向贵部门邮寄了一本把毛主席像弄颠倒了的一本毛选,这是几年前买到的毛选了,这样的问题,应该由其他部门负责吧。

编辑工作刚开始不久,整党开始了。考虑到广大党员要学习的文件已经很多了,文献研究室写报告给分管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和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力群,提出把选读本推迟出版,得到同意。

中央文献研究室一位五十岁左右的工作人员,电话里告知,我这本书是盗版的。

1985年,此书的出版计划再次提上日程,书名由原定的《毛泽东着作基础读本》,改为了《毛泽东着作选读》。编辑工作也恢复了。

紧接着,2015年12月4日上午,人民出版社一位四十岁左右的工作人员,给我打电话,说这是盗版书,准备给我寄一套正版书。然而,2015年12月8日上午,人民出版社的工作人员第二次给我打电话,电话里讲,经过鉴定,我提供的这本书是正版书!!!

因领导们分别提出一些选目,篇幅越来越大,文献研究室曾提出一个两厚本、90万字的大方案。但文献研究室和胡乔木都认为,这样的篇幅太大,毛选一至四卷一共才100多万字,选读本应该更精炼一些,否则不容易普及。修改后的方案,变成了近60万字的篇幅。

近几天,毛选读到第四卷了。在我的这套毛选里,在1142页上数第十行,“……我们认为这个命令你是不错了……”这里面包含一个很明确的错误啊!我从亚马逊上面,买到电子版的毛选第四卷,电子版上是这样的“……我们认为这个命令你是下错了……”,电子版反而没有这个错误。

篇目选择的方针也明确了:只选正确的和基本正确的。

最后,我总结一下给贵部门写信反应的三个问题:

有的文章,基本思想不正确,没有收录;有的名篇,个别提法上不适当,便采取节录的方法;有些内容,虽然只是毛泽东写的批示,但十分精彩,就把同一主题、写作时间相近的批注集纳成一篇文章。

第一,中央文献研究室与人民出版社,对同一本毛选的鉴定结论为什么不同?

选读本打破了以《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为开篇卷的传统编法,以毛泽东1921年的《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的发言》作为开卷篇。对此,胡乔木称赞说:“打破了选本的老样子,给人以新的印象。”

第二,如果是正版书,为什么把毛主席像弄倒?怎么发生的?

正文部分的编辑工作还包括校订文字和标点、修订和写作题解。

第三,如果是正版书,为什么文字方面出现错误?怎么发生的?

吴正裕记得,对着作正文的文字只做了一处修改。《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原文为“那”(写此文的1963年,“那”和“哪”可以通用)。教育部致函中央文献研究室,表示要将此文收入中学语文课本,出于规范化教学的目的,希望能将这个字改过来。因此,此文中的“那”改成了“哪”。

敬礼!2015年12月8日星期二

每一篇收录进来的着作,都需写出题解,对文章来源等情况加以说明,比如,文章是节选而成的,或在毛泽东日后的讲话中已经有了新的认识,等等。一般先由吴正裕起草。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2015年12月8日,针对毛选第四卷第1142页“……我们认为这个命令你是不错了……”,复印了我从京东网上购买那套毛选的页面,已寄往你处,你处打电话告知已收阅。

由于我举报毛选把主席像弄倒的错误,经人民出版社鉴定,此书是正版书,所以,人民出版社给我寄送一套毛选。收到此套毛选,我立刻打开第四卷第1142页,发现第四卷仍然有与从京东网上购买的毛选一样的错误。

电话里,你处表达了要看一下这套毛选的想法。今把人民出版社寄送给我的这套毛选寄给你处,请查收!感谢你们的认真工作,元旦快乐!

礼! 2015年12月14日

我是北师大的陈志新(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师,目前暂时在广东珠海工作),我买到一本毛主席像倒置的毛选,特反应此事。这里面,是否存在玷污毛选的问题(把毛主席像颠倒的毛选和购书记录单已经随此信一并寄来)。

这本毛选,几年前买到的。发现问题后,我立刻找人民出版社联系。人民出版社说给我换书,后来就不了了之,总之,言不及义。

我希望组织能严肃认真地处理这个事情。即使完全是个人行为、完全是非故意的、完全是偶然的行为,也需要进行教育和整改。此致

敬礼!2015年11月20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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