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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各地中共政权在实际操作中陆续调整女性婚姻

日期:2020-03-25编辑作者:文学天地
 丁玲

《婚姻政策问题提纲》,冀南区党委妇委会:《妇女工作参考材料》(1948年11月15日)。

虽然《夜》中丝毫没有表明《条例》存在的明确线索,何华明入赘的信息也被丁玲一笔带过,但作为文本中缺席的“在场者”,《条例》与“站年汉”身份成为理解丁玲包含在文本中对新制度反思的关键,制度的变更被内嵌于人物的心理与行动转变中,与人物的个性形成富有张力的互动。如同冯雪峰语,丁玲并未将男主人公的“前世”设定为一个“普通农民”,而是把“旧时代遗留的沉重的包袱”因袭到何华明的肩上,倒置其作为传统男权社会之中的既得利益者的身份,设置为传统社会之中寄女方篱下的“站年汉”,让他“背负着旧时代给予的枷锁”去开垦新的时代。[34]这样的设置不仅体现出“新人”何华明的立体性与真实性,同时强化了王德威所谓“做了女人真倒楣”的悲剧性:当失去了地方传统婚俗系统之中对女性的保护机制,而强调以来自城市中产阶级的自由意志为基础的《婚姻法》对于“色衰而爱驰”的中老年妇女来说,一旦被丈夫抛弃,需要面对的是生计乃至生存的问题。这一身份的倒置显现出的强烈对比,使老婆的处境更加耐人寻味,体现出丁玲在 “霞村经验”之上的更深层次的思考。作为一名女性革命作家,“陕北婆姨”丁玲不仅反思激进的妇女解放运动是否能够容纳底层的妇女所面临的问题,同时艺术性地将宏观的中共革命制度结构放置于微观层面,通过短短的一夜将故事的丰富内涵高度浓缩地呈现出来,叙事层次的复杂性与抒情结构的完整性在《夜》中巧妙地融为一体。小说中所蕴含的深切关怀,在今天仍然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35]

婚姻自由是现代女性解放运动的逻辑产物。自晚清特别是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女性解放潮流,曾深刻地影响了中共的意识形态。在革命与民族战争的时代背景下,当中共在其所控制区域推行这一理念时,却受制于经济落后、习俗深重的现实而渐渐异化为政治工具。尤其是各根据地在后期保护农民家庭的婚姻政策调整中,却对地富家庭持续进行分化,以弥补乡村女性缺乏的困境。女性解放与平等的追求,一变而为阶级利益前提下的歧视。显然,依附于政治的婚姻变革并不能真正赋予妇女权利并推动事实上的解放与平等,经济平等才是女性解放的根本前提。应该说,战时各根据地女性在政治推动下获得了有限的婚姻权利,但争取婚姻自由的道路仍是漫漫征程。

虽然描述何入赘的状况仅占据文本极少篇幅,看似轻描淡写,实则包含丁玲的良苦用心。作为中共干部,何华明不仅在村中威望颇高,“有被全乡的人所最熟稔和欢迎的嗓子”,“在人面前说笑,谈问题,做报告”,并且能歌善舞,“在村民选举大会的时候,还被人拉出来跳秧歌舞,唱郿鄠”,可见何性格中具有开朗外向的一面。[25]然而在独处和回到家后,入赘、丧子等传统因袭给他的重担又悄然浮上心头。何在一夜之中的心理波动,除了从“具有革命话语性质的自我意识觉醒的婚姻自由让位于为维护家庭关系稳定的革命政策的服从”的角度来理解外,还应包括其自身的乡土经历。丁玲虽然并未在文中正面描绘何华明的过去,然而他的过去如同幽灵,一直攀附于身,“站年汉”不仅是他的个人历程,更是深入其血脉的一部分,如同置身阳光之中身后的阴影,无法与本体相分离。

《襄垣县司法科三六年离婚案件分析统计表》,档案号A53-5-11-7,山西档案馆藏。转引自王荣花:《中共革命与太行山区社会文化的变迁(1937—1949)》,第247页。

看的印象;不久,他又牵了驮着老婆的小驴回来了。[21]

各地类似的举动,适应了华北偏远乡村女性缺乏、单身男性对婚姻需求强烈的现实。如在土改后的十里店,“许多新中农单身汉仍无法娶到妻子。由于战争时期牺牲了许多男子,但还是存在妇女短缺现象。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一些极度渴望结婚的单身汉竭力主张以前的剥削者应该离婚,以便使他们自己能够与离婚的妇女结为夫妻”。土改斗争中把地富家庭女性作为财产重新分配的事例并非个案,甚至出现了强迫地富家庭女眷改嫁农民的事例。壶关的董家坡地主张小有的媳妇王喜梅,被村干部圈定只准嫁本村,不准嫁外村,并被指定从全村7个光棍中挑一个。王喜梅不同意,村干部将她扣押7天,并威胁她不嫁就会被打死,王氏被迫同意。当婚姻被拖进了政治场域,离婚自由就不再是单纯的女性权利,更被赋予了浓重的政治色彩。至此,各地告别了构建以感情为基础的婚姻愿景,女性承受着以传统男权和革命需求为名义加诸的双重负担,身体在革命名义下不断被重新分配。

[5] 参见华全红:《革命话语与自我意识:对丁玲小说〈夜〉的解读》;吴舒洁:《“公家人”与革命的庸常化——从丁玲的〈夜〉谈起》;李军:《革命叙事的建构与解构:丁玲小说〈夜〉再解读》;王本朝:《身份对身体的压抑与认同:〈夜〉的政治意味和哲理内涵》;孙红震:《隐喻性叙事覆遮下的裂隙——丁玲〈夜〉再解析》;秦林芳:《土地与女人:丁玲小说〈夜〉的人性视点——兼谈〈夜〉的文学史价值》;陈智慧:《性别建构的异化世界:丁玲〈夜〉的解读与思考》;曾宪章:《耦合中抵牾与诗性的呈现:丁玲小说〈夜〉再解读》。

《人民日报短论 保障妇女合法权利》,太行区党委:《有些妇女仍受虐待参考材料之一》,档案号90-1-63-3,河北省档案馆藏。

[34] 冯雪峰:《从梦柯到夜——后记》,袁良骏《丁玲研究资料》,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年,第254页。

各根据地婚姻条例的颁布、民众运动的进行、社会教育的开展,使不少女性在思想上有所觉悟,逐步意识到买卖婚姻、包办婚姻等旧婚俗的不合理,认同婚姻恋爱自主、男女平等的理念。然而限于知识与眼界,她们并不能准确理解中共的婚姻政策,部分女性甚至产生了婚姻自主即是妇女解放的错觉,简单地把婚姻自由与离婚划等号。加上一些地方的确有把解除妇女婚姻视为动员妇女的主要手段的偏向,间接造成了“妻休夫”案件的激增。不少妇女并非因婚姻生活难以继续而提出离婚,有的是因夫妻偶发小纠纷,有的是随大流,还有些妇女就是因为嫌丈夫难看提出离婚的;甚至有些女性把离婚当“儿戏”。如平山县一个村妇,三年中结而又离共计五次;左权县一个村妇结婚一个月后又离婚;有的女性一个月里竟改嫁了两次。

三 “做了女人真倒楣”吗:

晋冀豫区妇总会:《一年来妇女工作总结报告(1941年8月—1942年5月)》(1942年7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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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特朗:《中国人征服中国人》,刘维宁等译,北京:北京出版社,1984年,第379页。

「8」《陕甘宁边区妇女运动文献资料,陕西省档案馆馆藏,1985年。

晋冀豫妇女救国联合总会:《关于“反对买卖婚争取自主婚”的初步总结》(1942年8月31日)。

「12」张小兵:《陕北禁忌民俗文化》,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年。

许烺光:《美国人与中国人:两种生活方式比较》,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11页。

「11」延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延安地区志》,西安,西安出版社,2000年。

《婚姻政策问题提纲》,冀南区党委妇委会:《妇女工作参考材料》(1948年11月15日),档案号25-1-319-1,河北省档案馆藏。

「2」袁良骏:《丁玲研究资料》,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年。

乡村现实对婚姻自由以及妇女工作形成的压力,迫使各根据地开始反思婚姻政策,努力缓和两性冲突,以减少婚姻变革的负面影响。1943年2月,中共中央发文强调要切实理解妇女生理、生活及家务上的限制,认为经济工作是妇女最为适宜的工作,妇女政治地位和文化水平的提高、生活的改善及最终解放的获得,都必须从经济丰裕与经济独立入手。4月,彭德怀强调:“必须肯定认识,阶级压迫是主要的、不可调和的矛盾,而男女不平等则是由阶级社会产生的附属矛盾。设若不分轻重,把这两个矛盾平列起来,也会使妇女运动孤立。尤其危险的,是将两个矛盾轻重倒置,必然引导妇女运动产生错误倾向,事实上这种错误倾向在某些地区是存在的。要了解男女矛盾基本上是可以调和的,只有阶级矛盾才是不能调和的。”妇女运动主席蔡畅女士在会见美国记者斯特朗时称:“我们在农村地区的口号不再是‘婚姻自由’和‘男女平等’,而是‘拯救婴儿’和‘发家致富’了。我们过于强调妇女的权利使我们站在农民的对立面,这是一个错误。男女之间的冲突削弱了反对日寇和地主的联合斗争。此外,在这种情况下妇女平等和婚姻自由是得不到的。”此后,各根据地对“妻休夫”现象逐渐加以控制,以减少乡村家庭矛盾及社会秩序的不安定因素。乡村妇女解放、婚姻变革并非可以无条件出现,需要经济发展、教育等诸多条件的满足,也要依靠广大农民的觉悟和全力支持。然而就抗战与革命的时代主题而言,乡村社会秩序稳定、生产繁荣的价值,要远高于女性解放的利益诉求,两者显然是有主次之分的。

[10] 除经济因素外,抗属分居、失联也成为当时重要的离婚原因。参见丛小平:《左润诉王银锁:20世纪40年代陕甘宁边区的妇女、婚姻与国家建构》,《开放时代》,2009年第10期。

太行六专署:《太行第六专署司法科婚姻问题的综合报告》(1949年1月14日)。

当婚姻的破裂不再受到传统乡村共同体中的民俗制约时,当“自由意志”成为婚姻解体最为重要、也可作为唯一理由时,丈夫的怜悯及革命觉悟便成为救赎婚姻的唯一要素。作为《夜》的第一叙述者,何华明无疑是贯穿全文线索的灵魂人物。既有研究强调何华明从“普通农民”到“革命干部”的身份转变,将何华明离婚的念头诉诸阶级划分解决问题,最终自觉地以一种新的道德观念去克服欲望、情感和思想的矛盾[20]。然而何华明作为中共干部,是由传统陕北乡村共同体中的农民转化而来,因此厘清何的“前中共身份”便十分重要。丁玲在文本中以回忆的形式交代了何华明结婚时的状况:

北岳三专妇联会:《三个月妇女工作总结》(1948年5月25日),档案号78-1-50-1,河北省档案馆藏。

原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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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是丁玲写于延安时期的短篇小说,署名“晓菡”,分两期连载于1941年6月10日和11日的《解放日报》。[2]在丁玲创作的“延安序列”中,《夜》是最短的一篇,也是唯一未使用作者原名的小说。[3]丁玲以细腻的笔触描述从傍晚到黎明,作为乡指导员的何华明如何克制自身对地主女儿赵清子的朦胧感情,拒绝邻居女干部侯桂英的诱惑,最终打消同苍老衰弱的发妻离婚的念头,以新道德克服了欲望,回归原有生活轨道的故事。最早的作品解读可见于1940年代骆宾基和冯雪峰,两者分别对《夜》予以高度评价,认为《夜》是“一篇完整的、有光润的作品”和从处女作《梦柯》至今“最的成功一篇”。[4]

《婚姻政策问题提纲》,冀南区党委妇委会:《妇女工作参考材料》(1948年11月15日)。

工作的受阻并不仅限于外部的因素,何华明自身的能力也成为他“繁难”的原因。虽然他动员百姓去学习识字,然而作为“没有住过学、不识字”的他却“什么也不懂”,“而现在他做了乡的指导员,明天还要报告开会意义”。李振将《夜》和《乡长夫妇》中的何华明和冯春生冠以“半公家人”的人物形象。延安时期的半公家人是“一批在农村成长起来的地方干部。他们虽然有着一个干部的身份,并且努力地工作,却因为没住过学、不识字而感到村乡上的工作的确繁难,常常被很多艰深的政治问题弄得很辛苦。”[28]冬学档案保留了大量记载:冬学教员“有的做过工作,有的是刚放下锄头的农民,有的去年念过冬学,或者认识几个汉字,有的根本就是文盲”。[29]以冬学为代表的政治工作的不顺,不仅由于农民的不配合,更在于干部队伍本身存在的新旧转化的问题,因此如何看待延安时期革命队伍中的“半公家人”,也成为《夜》中的另一个隐含主题。

《婚姻政策问题提纲》,冀南区党委妇委会:《妇女工作参考材料》(1948年11月15日)。

「6」《边区各县有关风俗习惯的调查报告》(1942年6月—1944年9月),陕西省档案馆馆藏,卷宗号:15/57。

晋冀豫区妇总会:《一年来妇女工作总结报告(1941年8月—1942年5月)》(1942年7月15日)。

作为贯穿全文的线索,不仅何华明的内心矛盾集中于是否与老婆“离婚”这一具体问题,而另外三位女性形象的出现也与婚姻密切相关,所有人物被编织于婚姻网络系统之中。因此,如何在时在地地理解“结婚”和“离婚”所代表的意义成为理解文本的关键。对于现代社会来说,离婚代表着从法律意义上脱离夫妻关系,是生活中普遍而高度法治化的社会现象。然而在1940年代的陕北,离婚是一个充满外来意蕴的现代化语汇,对文本中的何华明、老婆、清子、侯桂英以及作者丁玲来说,婚姻的成立与解体意味一种全新的社会规则,这与1930年代末期边区政府制定的新婚姻条例密切相关。

乡村女性是受制于传统习俗的群体,也是性别歧视的受害者。婚姻幸福与否,本也毫无选择。当婚姻条例打开自由选择大门后,真正敢于主动走出来的是一些性格刚强、性别意识强又有妇救会组织支持的女性。这些女性后来在各地妇救会、青救会及各基层政权的工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多数女性也发现,可供她们选择的再婚对象与前夫的男权理念如出一辙,这种辛酸与无奈的循环,是了解此时女性解放实质必须予以关注的。由于离婚过多影响家庭、社会秩序甚至军心,中共不得不在事实上调整婚姻政策。

延安时期的经历对丁玲影响颇深。作为一位特别关注女性身份的作家,丁玲这一时期的女性书写较之以往发生了某种转向。她的小说《我在霞村的时候》由此引发了极大关注。王德威认为这篇小说代表了丁玲对女性问题思考的终结。对此,华东师大思勉研究院的王书吟博士持有不同意见。通过对丁玲同时期小说《夜》的社会史解读,王书吟证明,丁玲这一时期对女性问题的思考,实际上进入了一个更深入的阶段:在马克思主义的妇女解放观和新文化运动的中产阶级女性解放视角的双重作用下,缺少劳动能力的底层妇女,一旦失去了传统婚俗系统的保护,该如何生存?进而,当原有的落后体制维系下的平衡被打破之后,革命该如何在微观上建立新的秩序?可以说,丁玲在《夜》中的思考,不仅超越了莎菲女士的女性解放观,而且相比于《我在霞村的时候》也更为深刻。

在婚姻条例颁布数月内,晋冀豫区一些地方离婚案件每月达40多起。根据不完全统计,1941年6月至1942年5月,晋冀豫区经妇救会解决的离婚案多达1694起;⑦太行区1941年一年当中发生离婚案共971件,并且许多地方因受压制未提出。⑧1944年,武乡县记录在案的离婚案件有327起,但并非全县统计。按平均值估算,武乡县8个区离婚案件至少有436起。1945年,冀鲁豫边区高等法院的报告显示:“一月以来各县司法部门受理的民事案件中,离婚案件是最多而较难处理的问题。仅以一专来说,全专区共处理民事案件81件,离婚案件□为41件,占总案数的50%强。依据全太行区四十个县报告的统计,上半年共处理民事案件1629件,离婚案件共536件,占总数的30%强。……平顺今年上半年五个区所处理的离婚问题达二百零五件。如果我们连区一级所解决的数字也统计起来,更是相当大的一个数目。”⑨1948年1-9月,易县、完县、满城、涞源等5县共受理民事案件192起,其中婚姻问题达140起,涞源是100%,满城是84%。⑩冀南区党委妇委会在1948年印制的《妇女工作参考材料》中提到:“无论在土改前或土改后,各地区法院所受理的婚姻案件占民事案件的50%至90%,其中绝大部份系离婚解约问题。”从1948下半年至1949年1月半年时间里,太行六专署全区共受理民事案件456起,婚姻案件366起,占全部民事案件的80%。

[27] 《延安冬学工作总结报告》,1940年,陕西档案馆馆藏,档案卷宗号:10-356。

北岳区党委妇联:《更进一步加强全党作妇女工作》,档案号69-1-125-2,河北省档案馆藏。

「14」韩延龙、常兆儒编:《革命根据地法制文献选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

为保证军人无后顾之忧,各地政权对军人婚姻实行特殊保护。晋察冀和晋绥的婚姻条例都有关于军婚的规定,如“抗日军人之配偶,非于抗日军人生死不明逾四年后,不得为离婚之请求”;“抗战军人之夫妻双方,非确知一方死亡或对方同意者,不得请求离婚”。一些地方干部采取“宁左勿右”的态度,拒不执行军属婚姻条例,致一些军属在超过条例规定年限后仍不许离婚。涉县三分区的聂兴顺“九岁就被娘家以十六元钱卖给了涉县三区史家庄张廷的为童养媳。不到十七岁结婚圆房,婚后夫妻感情不好。1943年2月张廷的参军,此后五年毫无音信,聂兴顺便提出离婚。史家庄因其是军属,以离婚影响不好为由,阻扰其离婚再嫁。县政府经多方调查,批准聂兴顺与张廷的离婚,但区署仍加以阻挠,不予办理离婚手续”。倘若政府同意军属离婚,一般必须获得军人同意或军人早已再婚,则政府再无干涉军属离婚的理由。“涉县人郝佩兰与李梅溪于1936年在父母包办下结婚,双方感情不好。1938年抗战开始,李梅溪赴陕上抗大,以后音讯渐无,郝佩兰多次写信给李梅溪,都没有回信。1942年6月,郝佩兰向政府提出离婚要求,政府多次劝解并向太行军区去信征求李梅溪意见,但没有回音。后来从李梅溪表兄冯青田的信中得知,李梅溪已经在当地和别人结婚。政府认为李梅溪已犯重婚罪,同意郝佩兰的离婚请求”。1948年,北岳区五专署妇联会甚至提出:“军属离婚问题应改为再等一年后再准离婚,全国的革命再有一年左右即可胜利,过去与现在战争环境交通不便,以至信件不能畅通,为了照顾军人利益,巩固部队起见,应再等一年左右,如果军人仍无音讯,再准军属离婚,但对军属必须加强教育与照顾。”

老婆对于老汉的变化并非是毫无感触的。在整篇小说中,丁玲浓墨重彩地勾勒出何华明内心激烈的心理活动,人物语言的描写可谓惜墨如金。相比之下,对老婆的塑造多从语言及行动方面着手。虽然连姓名都没有给予,丁玲却对这一同龄的农村妇女加以体贴地描绘。在夫妻交锋中,老婆的泪一颗一颗落下,以皱纹为沟壑流淌的眼泪在“脸上开了许多条河”;微弱的麻油灯照在那“满是灰尘的黄发”上;瘦手显出可怕的苍白。这些叙述平添了一份人道主义的关怀,反映出丁玲对于女性的深刻同情。而在老婆的语言塑造上,丁玲采用强烈的动态描述:“她开始埋怨自己”,咒骂自己“该死”,而话锋却直指何华明,指责他不顾家,激烈的行为和语言与女性枯瘦羸弱的外表形成鲜明的对比。面对几近歇斯底里的老婆,何却选择沉默,这令老婆积攒了三天的怨气无处发泄。老汉的“好脾气”使她更加不安,反而让她觉得“他离去的更远”,“她毫不能把握他”,因而用更加过激的方式激怒他开口。工作上的事她并不懂得,但却清楚地明白:作为女人,她的老已经不能引起年轻的他丝毫兴趣。巨大的危机感袭来,老婆只能够抓住每一个发泄自己不安和惶恐的机会,以捶打、哭泣、诅骂引起注意,如祥林嫂般不断重复自己“身体不成、总是‘难活’、无人帮手、没有老汉依靠”的痛苦。[16]

刘澜涛:《晋察冀边区的群众工作》,见《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丛书编审委员会、中央档案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第1册,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第989页。

[12] 丁玲:《夜》,《丁玲全集》第四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55页。

在此背景下,为了实践中共妇女解放理念以及让女性走出家门、服务抗战的需要,各根据地自1940年初陆续颁布了新的婚姻法规,如《晋西北婚姻暂行条例》(1941年4月1日)、《晋察冀边区婚姻条例草案》(1941年7月7日)、《晋冀鲁豫边区婚姻暂行条例》(1942年1月5日)、《晋察冀边区婚姻条例》(1943年2月4日)和《山东省婚姻暂行条例》(1945年3月16日);国共内战时期有《修正山东省婚姻暂行条例》(1949年7月19日)等。上述条例均强调婚姻自由,对于解除婚姻关系有明确规定,夫妻均有权向司法机关提出离婚请求,对妇女权益予以重视与保护。这些条例的出台,无疑给各根据地乡村妇女带来了婚姻自由的曙光,也是各地“妻休夫”现象剧增的重要诱因。不管中共倡导解放妇女的初衷是什么,从性别角度看,“妻休夫”现象所彰显的女权提升,对于乡村男女关系产生了一定的冲击;从社会角度看,“妻休夫”现象给乡村家庭结构、社会秩序带来破坏与变革;从政治角度看,“妻休夫”现象的始与终均出于战时需要。

何华明的情感与道德觉悟

四、婚姻与革命的纠缠

[2] 丁玲:《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1982年3月,参见《丁玲全集》第10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1年。

《边区各界妇女代表“三八”座谈会上号召妇女参加土地改革 提倡家庭和睦确保贫苦农民有老婆》,《晋绥日报》1947年3月11日第1版。

1939年4月4日颁布的《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是中共边区政府以解放妇女、改造家庭为目标的重要实验性工作。该条例共五章二十二条,简明地规定了结婚、离婚以及离婚后财产和子女的分配问题,旨在变革边区传统婚姻家庭模式。《条例》将个人的自由意志视为婚姻之根本原则,第一条即申明“本条例根据民权主义之根本精神与陕甘宁边区之实际情况而制定之”,反对包办婚姻,规定婚姻形式为一夫一妻制。《条例》还将婚姻自由的原则贯彻于离婚的条件上,即夫妇双方在协议离婚不成的情况下,任何一方均可提出离婚,体现出共产党人在女性观念和妇女解放政策上的激进主义倾向。[6]

太行六专署:《太行第六专署司法科婚姻问题的综合报告》(1949年1月14日)。

妇女参政、走出家庭是中共进入延安后最重要的妇女解放目标,参政的重要前提就是组织妇女识字,学习文化知识。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于1937年10月13日发出了《关于冬学的通令》,开展冬学教育。边区政府为了提高文字普及效率,发明了以拉丁化字母为基础的简易文字代替传统汉字,而主管这一工作的“新文字工作委员会”恰巧成立于丁玲写作《夜》时调研的川口区。[26]由于种种原因,识字运动的开展并不顺利。鉴于此,边区政府在1942年全面缩小了新文字冬学的试办规模,仅在延安县继续试办新文字冬学。丁玲在川口的两个月正当新文字冬学轰轰烈烈推广而收效甚微之时,作为知识分子,丁玲对以动员妇女参加冬学的妇女解放运动一定深有感悟。因此在《夜》中,可以看到大量针对冬学与妇女解放所照应的线索。根据边区教育部门规定,新文字工作委员会由乡长、指导员、连长、文化主任、妇女主任、工会主任等七人组成,其中妇女主任专门负责动员妇女参加冬学班识字。从冬学运动的组织结构来看,作为乡指导员的何华明,很可能与身为妇联主任的侯桂英一起负责动员妇女参加冬学的活动。虽然文本中并未言明,两人在邻居关系之外,在工作中极有可能产生不少交集。何华明看到清子,同时联想到“连一个多月的冬学都动员不去的,活该是地主的女儿”,并由此得出“妇女就是落后”的想法。这与当时动员妇女参加识字学习的实践记载高度吻合。对农民来说,文字在乡村生活网络中并无太大作用,而且上学要占用大量的时间,冬学还要交纳学费,对大部分人来说,意味这一笔不小的开支。如果成绩合格,可能被选中做“公家人”,就会耽误自家的农活。出于这些顾虑冬学实行的效果不理想,大量的学员被迫动员来又跑掉了,其中妇女逃跑的比例远远高于男性,有些地区连妇女干部都跑掉了。根据1940年的《延安冬学工作的总结报告》,延安县川口区二乡罗家沟姬姓的儿子逃跑,三乡杨富贵听到后立刻逃跑,六乡跑了一名妇女干部,七乡逃跑一名妇女,八乡两名男子逃跑,还跑了一个妇女主任。[27]当何华明对清子的腹诽还原到冬学的历史语境之中,会显现出远比“妇女落后”更为复杂的面相。

在这股离婚潮中,与以往基本是“夫休妻”明显不同的是,由女方提出的“妻休夫”离婚案明显增多。自1941年8月开始的近一年内,晋冀豫区要求离婚的妇女占到了妇女总数四分之一。榆社县共有108起离婚案件,其中女性提出离婚者106起,占98%。1942年,阜平县离婚案件中女方提出者约占90%。1943年3月30日《抗战日报》刊登的一篇题为《婚姻案件与妇女解放》的文章提到,在统计的43件离婚案中,32件由女方提出,11件由男方提出。在1947年晋绥边区“三八”座谈会上,法院一秘书指出农村离婚的很多,十有九是女方主动提出。1947年,北岳第五专区在对婚姻政策进行检查中也提到:“由于过去婚姻的不合理,抗战后特别是土改以后,各县的民事案件中,经常以婚姻问题较多,且以女方提出为多。”“妻休夫”现象表明女性自主权利意识的觉醒,广大妇女逐渐视离婚为正当、合法之事,改变了“休妻”身份丢人的错误看法。

「15」吕虹:《论陕甘宁边区婚姻立法原则的修正——以边区司法实践为视角》,《攀登》,2007年第5期。

晋冀鲁豫边区高等法院:《晋冀鲁豫边区政府高等法院通报》(1945年10月15日)。

「16」丛小平:《左润诉王银锁:20世纪40年代陕甘宁边区的妇女、婚姻与国家建构》,《开放时代》,2009年10期。

婚外性关系是女性应对离婚受阻的常见手段。“如平山、阜平因为军属婚姻问题不能适当解决,有的发生了不正确的男女关系”;“上关军属李桂花男人也是十年来无音信,几次不准离婚,和医院X连长搞起男女关系”;“四区庄里一个妇女干部,男的是傻子,女方提出离婚,为迁就男方和怕引起更多的离婚到现在还未离,以至女方有了男女关系”。尽管各地乡村因经济破败、婚姻变异等原因,民众对婚外两性关系的认识较宽松,但女性由此所承受的舆论压力与道德谴责也是巨大的。

这些离婚案中,95%以上由妇女提出。其中绥德分区1942年判离婚案23件,全部由女方提出。到了1944年,65件离婚案件中的62件由女方提出,占总案件数95.4%。[9]女性在离婚权利上体现的主动性很容易被“女性自主性的提高”“地位的上升”等话语视为妇女解放运动取得成效的佐证,然而司法审判记载的实践情况却显示出更为复杂的面相。大量离婚案件涉及彩礼、土地、付出劳动等经济纠纷,其中又以彩礼纠纷为主。[10]一方面,年轻健康的女性能够通过离婚轻易找寻更好的婚姻,而在占极少数男性提出离婚的案件中,以感情不和为由休弃比自己年长的、体弱多病、丧失生育能力妻子的案件占极大比例;另一方面,男性贫农则因为通货膨胀支付不起水涨船高的彩礼而被迫离婚。因此中老年病弱妇女和男性贫农成为《条例》的最大受害者。[11]

⑩北岳五专署妇联会:《关于执行婚姻政策的检查与今后意见》(1948年12月14日),档案号86-1-30-1,河北省档案馆藏。

[14] 丁玲:《夜》,《丁玲全集》第四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55页。

妇女工作中处理“妻休夫”现象时产生的偏差,引发了男性农民的强烈不满,加上“提出离婚的多半是贫农妻子,且多半因嫌家贫想嫁更好些,而离婚结果很多贫农受到极大的损失”。一些贫雇农极为不满,说妇救会是离婚会,婚姻法令对男人明显不利。袒护“妻休夫”虽然解除了部分女性的痛苦,获得了一些成绩,但是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男女对立、青老年对立,进而引起家庭结构的摇荡,妨碍了农业生产和乡村社会秩序。妇救会强调婚姻自由,农会中的贫雇农因经济条件差、娶妻困难,自然反对离婚自由,妇、农团体间为此也产生摩擦。

[30] 王德威:《做了女人真倒楣?——丁玲的霞村经验》,《想象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177页。

《婚姻案件与妇女解放》,《抗战日报》1943年3月30日第4版。

[15] 参见《夜》:“这是第三次还是第四次了,当他晚上起来喂牲口时,她也跟着来喂,而且总跟过来说几句话,即使白天见了,她也总是眯着她那单眼皮的长眼笑。”丁玲:《夜》,《丁玲全集》第四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59页。

《晋察冀边区妇运发展概况》,见河北省妇女联合会:《河北妇女运动史资料选辑》,第92页。

丁玲女性书写的转向

限于经济条件及选择范围,乡村女性的婚姻多难以自主,也难以在男权理念下争得家庭地位的平等。当婚姻条例颁布后,一些女性寻求各种理由以改变婚姻状况,为此甚至不惜以主动发生婚外性关系、自杀进行抗争,用觉醒的性别意识、平等意识追求自主的感情生活,向传统婚姻观念甚至性观念发出挑战。然而由于婚姻条例而引发的婚姻变动,虽然有婚姻自由的先行理念支撑,但本质上是抗战与革命前提下政治动员的产物,“妻休夫”的规模呈现,导致乡村家庭与社会秩序的摇荡,中共各级政权被迫调整婚姻政策,以契合乡村习俗与社会需求。

「5」《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

丛小平:《左润诉王银锁:20世纪40年代陕甘宁边区的妇女、婚姻与国家建构》。

「17」王建华:《陕甘宁边区的新文字运动——以延安县冬学为中心》,《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11年第3期。

白潮:《乡村法案——1940年代太行地区政府断案63例》,郑州:大象出版社,2011年,第108页。

「1」丁玲:《丁玲全集》,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

晋冀豫区妇总会:《一年来妇女工作总结报告(1941年8月—1942年5月)》(1942年7月15日)。

——在社会史视野下重读丁玲的《夜》[1]

北岳区党委妇联:《加强全党作妇女工作的报告》。

[20] 骆宾基:《大风暴中的人物——评丁玲》,袁良骏:《丁玲研究资料》,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第246页。

田秀涓:《1943年前晋察冀农村妇女工作的初步总结》,见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历史教研室:《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37—1945)》,第792页。

随着1980年代以来文学界研究范式的转向,对于作品评价抛弃了以往对于宏大叙述和革命的标尺,转而关注文学作品中“内在深度的个人”的文学表达。在这一转向中,与群体相联系的“革命”与“个人”的自我表达被放置在对立紧张的分析框架之中。由于《夜》本身具有的高度抒情性,体现出丁玲在延安时期创作的其他问题小说的不同特点,从探索人性的角度给文学评论者以巨大的讨论空间,新的文评分别从欲望、革命、性别、语汇、叙事结构、符号隐喻等方面对《夜》做以解读[5],作品本身所处的历史时空背景反而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由于丁玲本身的创作的现实性以及延安经验的特殊性,作品当中的人物命运同当时延安的政治环境与社会生活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正是新政权的建立引发激烈的社会变动,导致人们面临新的生存状况,产生新的情感与心理结构,因此单纯的文学理论已不足以解释和包容作品中的情节冲突。将文本置于历史学、社会学的背景之中,重建跨学科、跨文化的文学批评方法将会极大的拓宽作品研究的视野。借助1940年代初延安时期社会史及法制史的史料档案,在重新理解《夜》的基础上探讨丁玲女性主义视角的内部转移。

在各地的“妻休夫”婚姻纠纷中,男性农民应对“妻休夫”的方式也是多样的。在有些案例中,“多是女方要离,男方坚决不同意”。临县柏塔子村高柏昌的妻子1948年提出离婚,经区公所介绍到县政府处理时,高氏在中途逃走参军做喂马工作,利用军婚条例保护军人婚姻的规定拒绝离婚。有人“认为女人是无论如何不能离婚,就是死了骨头也得□一把,所以多採取硬猛的手段,对待女人”。“涉县庄上荣退军人史白廷和女人□玉英感情不好,女方提出离婚,男人不服气,返回途中在河滩卡住女人痛打了一顿,并用石头将女人牙齿打落好几个。南庄村一个退伍军人和女人不好,竟用犁地铧在女人脊背上砍了十几道壕,又用皮带打了个半死。”“女方一旦离婚成了事实,男方一直也要上诉打官司,给女方故意找为难,制造痛苦,他们的目的是:一方面幻想这样给她拖来拖去使女方没有办法的时候,万一还可能回来,做自己的老婆。另一方面……认为总然要离了婚也不能给她个痛快,总得调摆调摆女方,不然自己人财两空,女人太便宜。……所以男方明知道不行了,也要一直上诉打官司。”由于偏远乡村普遍贫穷,即便妻子发生婚外性关系,穷苦男性只得忍受,不愿离婚是无奈选择。如榆社梁山峪村马生元的妻子白圭女“与贾润堂通奸,嫌丈夫贫穷,不愿同居。有一次因通奸被马捉住,马因一时气愤将白圭女用刀及棍打伤。白即告到妇救会要求离婚,县府即判决离婚。马生元疼苦各机关与政府请愿说:‘我以后再不打她了,她要怎样就怎样,她和别人干,我在一边看,我也不干涉,只要她是我的女人就算。’”个别农民以死反抗离婚,如“和西堡下村一妇女告夫坏,与夫离婚,气得丈夫喝大烟死了”。平山县的梁向道,将提出离婚的妻子杀害后上吊自杀。

[7] 陕北传统婚俗中,婚姻解体一般发生在丈夫或妻子死后,男子称为二婚,女子称为“后走”或“改嫁”。二婚男子多是娶寡妇为妻,娶未婚女子甚难,女子以嫁二婚男子为耻辱,作妾更为人所鄙,因此陕北地区纳妾现象极少。参见延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延安地区志》,西安,西安出版社,2000年;张小兵:《陕北禁忌民俗文化》,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年。

注释:

[35] 丁玲在陕北的知识女性之中以接地气着名,对当地女性寄予深切的关怀,人送外号“陕北婆姨”。济凤:《丁玲的夫妻生活》,孙照海选编:《陕甘宁边区见闻史料汇编》,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第96页。

太行六专署:《太行第六专署司法科婚姻问题的综合报告》(1949年1月14日)。

这一问题的提出和解决思路被放置在了《夜》中何华明老婆命运的延长线上。丁玲将视点聚焦于女性本身,将革命队伍中的女性与乡村中的底层妇女的遭遇融为一体,思考这些会老去、会生病、会被抛弃的女性命运:尽管生活在变革传统社会的革命政权中,但由于“一刀切式”的激进变革将传统之中保护女性利益的因素也一并革除,同时新政权并未更新与之配套的家庭结构,因此女性所遭受的别一重压迫就成为了“无声”。[32]丁玲揭示出女性群体内部的年龄及阶层的分层对“老弱病残”的压抑性因素进一步合法化的过程,在旧的社会之中,“她们或许会被称为可怜,薄命”,然而在“感情意志根本不合”就可以作为离婚理由的“今天”,“她们处于这样的悲运,似乎是很自然的”,社会上出现“自作孽、活该”的论调。[33]这一思考无疑是现实而深刻的,但革命政权的绝对合法性,以《讲话》为核心形成的对作家的全新整合,使得这样的问题没有在《三八节有感》之后继续下去。

郑全红:《中国家庭史》,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85页。

依据当地婚俗,十几年前何华明可能面临着这样的状况:本应当在15岁左右就谈婚论嫁,因为家境贫穷出不起彩礼,讨不到老婆,只能在20岁上下无奈选择离开村子去外村“光身”做了不卖姓的站年汉,全身的家当只有一个小包卷,里面也许仅放了些衣物或日常用品。40岁的老婆年纪与他相差12岁,这一年龄远远超过当地女性的初婚年纪。[23]在这一过程之中,他也许不仅要忍受来自村民们对他入赘的看法,甚至还包括内心丧失男性尊严的痛苦。虽然丁玲没有提供任何何华明入赘之后的生活状况,其是否依照当地“招女婿”的规矩在女方家侍奉双亲,婚姻生活是否舒心,但与陕北传统的站年汉相比,何华明无疑是幸运的,他并没有在女方家苦熬年份,“不久”,他便和老婆一起回到了本家,同时还从老婆家带回了陕北当地最为值钱的农耕牲畜——一头小驴。

冀南三地委:《对妇女工作的检查》(1948年12月30日),档案号33-1-7-2,河北省档案馆藏。

[32] 贺桂梅:《知识分子、女性与革命——从丁玲个案看延安另类实践中的身份政治》,《当代作家评论》,2004年第3期,第119-120页。

北岳区党委:《关于目前婚姻政策的检查与今后意见》(1948年12月16日)。

[31]《我在霞村的时候》创作于1940年,1941年6月20日发表于《中国文化》2卷1期;《夜》创作于1941年,1941年6月10、11日发表于《解放日报》。

《离婚问题多是否影响社会秩序》,《晋绥日报》1948年12月16日第4版。

[21] 丁玲:《夜》,《丁玲全集》第四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56页。

太行六专署:《太行第六专署司法科婚姻问题的综合报告》(1949年1月14日)。

在何华明眼中,撑在门柱边上的清子充满年轻女性的诱惑力:“十六岁的姑娘,长得这样高大,什么不够法定年龄,是应该嫁人的了啊”。[12]依照民国时期陕北传统婚俗,大多数男女订婚年龄往往早在2、3岁,晚则10岁左右。在早婚风俗下有些女孩在12岁就已嫁做人妇,大多集中于15—17岁。而中共制定的婚姻条例明确规定,结婚年龄以“男子以满二十岁,女子以满十八岁为原则”,这与当地适婚年龄相差5年左右。[13]值得注意的是,丁玲在交代何华明老婆的年纪时,特意宕开一笔,提到代理乡长“年下刚娶了一个才十五岁长得很漂亮的妻子”,年幼的乡长妻子不但没有引起争议,反而常常“被别人善意的拿来取笑着”。[14]丁玲用隐晦的对比方式揭示婚姻实践在干部队伍中未严格按照条例执行,在身为“中共干部”的何华明的眼里,虽然16岁的清子差两年才达到法定婚龄,但在“陕北汉子”何华明看来,她早该嫁人了。对比家里40多岁的老婆,赵地主家的“粗大姑娘”所散发的青春气息引起何华明“很奇异的感觉”。由于婚姻条例对自由意志的强调以及延安性别比的悬殊给予年轻女性便利的再嫁条件,因此不难理解何华明间壁的年轻少妇,23岁的妇联会委员侯桂英对自身婚姻状况“总不欢喜”而“闹离婚”,且在这一基础上近乎诱惑地多番表达对何的好感,令何华明生出“恨不得抓过来把她撕开把她压碎”的“可怕”想法。[15]这一感觉不仅包含两性欲望的渴求,同时微妙地传达出新婚姻制度与传统婚俗之间的错位与张力。

③《动员广大农村妇女》,见河北省妇女联合会:《河北妇女运动史资料选辑》,石家庄:河北省妇女联合会编印,1986年,第35页。

王书吟

晋冀鲁豫边区政府高等法院:《晋冀鲁豫边区政府高等法院通报》(1945年10月15日)。

[16] 丁玲:《夜》,《丁玲全集》第四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59页。

各地对于退伍军人的权益也十分关注,一般不准许女性与荣军离婚。如太行一区庄上荣退军人史白亭1946年结婚后,经常打骂妻子,其妻子数次请求离婚,但政府总以史白亭是荣退军人娶妻不易为由劝说其回心转意。此外,“还有荣军回家后硬要已另嫁人的老婆回来,不管女方愿意与否,而干部往往给荣军撑腰”。

[1] 本文曾于“第二届丁玲研究青年论坛”及“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以丁玲为中心”两场学术会议提交并报告。承蒙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罗岗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何吉贤悉心指导与提出宝贵意见,特此致谢。

路平:《雁北婚姻二三事》,见晋察冀北岳区妇女抗日斗争史料编辑组:《晋察冀北岳区妇女抗日斗争史料》,第659页。

[25] 丁玲:《夜》,《丁玲全集》第四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56页。

丛小平:《左润诉王银锁:20世纪40年代陕甘宁边区的妇女、婚姻与国家建构》,《开放时代》2009年第10期。

「4」李向东、王增如:《丁玲传》,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5年。

乡村妇女的婚姻自由,因抗战需要而被动员,又因革命需要做出了非自主的牺牲,她们的婚姻因人情、奖励、保障的需要被分解于政治体系中。在婚姻与革命的纠缠中,女性的感情诉求与生命体验时被掀起时被搁置,却注定无法脱离工具属性和物化的命运。

婚姻条例的颁布彻底颠覆了陕北地区婚姻系统。以离婚的出现为例,陕北传统的婚俗中并没有离婚的说法。当地民风极重婚俗,联姻不仅被视为男女结合,更意味着两个家族权力关系网络的联合,严格受制于乡规民约,婚姻相对稳定,因此休妻或抛夫在当地社会极少发生。[7]而离婚这一新概念的出现,犹如投入一块巨石,在封闭的黄土地上激起了滔天波澜。凭借边区妇联等组织的大力宣传以及司法实践中离婚案件的示范效应,“离婚自由”的口号传遍了边区的各个角落,随之掀起了一股离婚风潮。[8]根据边区现存离婚统计档案显示,短短三年间,离婚案件由1939年的70件激增到1942年的242件,增长三倍以上。

太行六专署:《太行第六专署司法科婚姻问题的综合报告》(1949年1月14日)。

「7」《记绥德分区婚姻问题》,陕西省档案馆藏,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政厅档案,卷宗号:4/65。

《妇女工作总结》,档案号69-1-28-1,河北省档案馆藏。

[6] 《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韩延龙、常兆儒编:《革命根据地法制文献选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1543—1545页。

在经济落后、习俗尚未质变的乡村社会,以简单的行政手段推动妇女反抗婚姻的不合理束缚,让男性农民承受离婚造成的经济窘迫、心理失衡和家庭破裂等后果,导致多数家庭和男性均反对婚姻条例。如有人说:“毛主席啥政策也好,就是给伢离婚不好,过去社会人家没有离婚,没有一直过时光来,反□是现在提高妇女了,伢不想给过就是离婚条件,当‘汗们’的还能吭啥。”有的甚至认为是“‘活生生的就给人家拆散了。’……‘女的一来就离婚,男人还有保障吗?’”有些通情达理的农民认为,双方自愿离婚值得同情,在家受气者可以离,但不同意以年龄差距大、嫌穷、有外遇、性情不合为因离婚。如和顺东关赵九元的男人有精神病,夫妻感情不好,赵九元提出离婚,区干部批准,民众很不满意。

「18」贺桂梅:《知识分子、女性与革命——从丁玲个案看延安另类实践中的身份政治》,《当代作家评论》,2004年第3期。

⑨晋冀鲁豫边区政府高等法院:《晋冀鲁豫边区政府高等法院通报》(1945年10月15日),档案号576-1-82-15,河北省档案馆藏。

「3」秦林芳:《丁玲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⑦晋冀豫妇女救国联合总会:《关于“反对买卖婚争取自主婚”的初步总结》(1942年8月31日),档案号A1-7-4-15,山西省档案馆藏。

[3] 据秦林芳所撰《丁玲评传》,晓菡是丁玲乳名的谐音,也是丁玲唯一使用乳名谐音做笔名发表的文学作品。从这一角度,可见《夜》对于丁玲本人具有不同的含义。秦林芳:《丁玲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李向东、王增如:《丁玲传》,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5年5月,第241-2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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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延安冬学工作总结报告》,1940年,陕西档案馆馆藏,档案卷宗号:10-356。

在传统乡村社会中,女性因体能弱势,只能以“女织”的方式参与经济生产,由此导致女性在男权社会的被动地位,社会习俗对女性形成种种束缚。买卖婚姻、早婚、换婚、冥婚、纳小蓄妾多有存在,婚内暴力较普遍,女性无力把握婚姻权利,参与家族或乡村政治的可能性更小。从性别维度看,占人口一半的女性,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较低,在历史研究中也被有意无意地屏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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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政策问题提纲》,冀南区党委妇委会:《妇女工作参考材料》(1948年11月15日)。

——何华明老婆的婚姻与家庭危机

太行六专署:《太行第六专署司法科婚姻问题的综合报告》(1949年1月14日)。

在丁玲笔下老婆的际遇与新政权所设定的妇女解放的目标形成了深切的隔阂。中共早期的女性观念有两个来源,一是马克思主义的妇女解放观,另一个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形成的女性及婚姻家庭论述,更多来源于城市中中产阶级女性解放的视角。中共领导人包括妇女领袖从马克思主义观点出发,认为“妇女是家庭中的无产者,她们的利益与无产阶级的利益是一致的,她们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最可靠的同盟军”。“妇女运动是人类解放的一部分”,“又是民族解放的一部分”。[18]1939的《条例》贯彻这种新思想,但将革命观念凌驾于地方婚俗之上,忽视了地方社会婚姻风俗中实际上包含着适应当地社会环境的生存策略,打破了地方社会风俗中平衡家庭稳定的机制,导致实践与目标的背离。在回答鲁迅提出的“娜拉到哪里去”这一五四以来延续至今的妇女解放问题时,延安给出的答案是将妇女从传统家庭束缚中解放出来,组织参加妇纺小组等社会劳动生产以及进入“机关,学校,医院,保育院,工厂”等新式组织机构工作,成为组织建设新制度与新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然而这一解决方案将女性视为具有劳动能力的个人,因此不能容纳与老婆一样的年老或生病的女性。赵超构在延安做妇女工作调查时就发现妇女走出家庭独立自主的前提是“健康而又甘心吃苦”[19],一旦这些丧失劳动能力的女性被“离婚”,那么以何华明老婆为代表的女性群体将面临巨大的生存危机,面临的将是被家庭和社会共同抛弃的命运。

《女方提出离婚后,男方参了军,能不能按革命军人婚姻问题处理?》,《晋绥大众报》1949年6月5日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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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女性提出离婚需要足够勇气,打压女性离婚诉求的现象也比比皆是。一些地区因为村干部迁就男性农民,阻止“妻休夫”式离婚,女性走投无路以死抗争的事时有发生。如涞源二区4个“妻休夫”婚姻案件一个也不解决,此风蔓延,以致造成女性自杀。1946年,涉县有37名妇女因婚姻不自由而自杀。北岳区史家营村支书史天英妻生孩子,史天英不给她吃饱,其妻怒而提出离婚,遭到区里拒绝,该女子上吊而死。建屏县的侯改改被迫结婚,与丈夫毫无感情,男人限制其自由。时常挨打受气的她提出离婚,村中民众及干部均反对,看到离婚没有可能,侯改改自杀以示抗议。涞水县紫石口的杨宏兰夫妇关系不好,女方提出离婚,村干部不但不允许,还把杨宏兰妻扣押几天,女方极度失望下自杀。离婚受阻后,积怨较深的一些女性甚至选择暴力杀夫。“如黎城一个妇女,因三次离婚不准,暗将她丈夫的手榴弹,把火线拉上,拴在粪筐底下,想让男人在背筐头时好炸死”。一些女性“想法威胁妇救会,如说‘不给离婚就不做工作了’,‘不解决只有上吊、跳河了’”。

[13] 《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韩延龙、常兆儒编:《革命根据地法制文献选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1543页。

由女性主张离婚及走出家庭开始,各根据地区域乡村女性逐渐开始在两性关系中凸显出一定的独立品格。在男劳力缺乏的乡村,女性不仅在经济上唱主角,在社会组织上也要承担重任,社会地位明显上升。以往诸多分析均认为这一现象突出反映了根据地妇女解放的程度,然而笔者认为,“妻休夫”现象的剧增,并不意味着乡村婚姻变革的顺利实现,也不等同于女性真正获得了婚姻自由权利,婚姻生活也未发生质变。上述统计暗藏的玄机,则是战时婚姻政策变革的功利化短效与弊端。不少地方的乡村干部,“把婚姻问题当作发动妇女的唯一手段,而在婚姻问题中又把离婚问题当作唯一的内容”,有的“脱离其它问题解决婚姻问题”,“不向群众宣传婚姻在对自主对社会与对家庭的好处,离婚是不自主婚的结果”,不综合考虑离婚后女性的生存问题,“未照顾到各阶层的利益”,使人对妇救会缺乏好感,认为“婚姻条例”对男性没有好处,产生了很多偏见。从婚姻变革的过程及效果而言,传统、革命与性别等因素在这个场域的激烈博弈,突出表现在诸多情与法的冲突上。

[24] 《中共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补充规定》,《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65页。

北岳区党委:《关于目前婚姻政策的检查与今后意见》(1948年1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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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岳区党委:《关于目前婚姻政策的检查与今后意见》(1948年12月16日),档案号69-1-120-1,河北省档案馆藏。

[9] 《陕甘宁边区的婚姻问题》,陕西省妇联编印《陕甘宁边区妇女运动文献资料,1985年,第377页。

《婚姻政策问题提纲》,冀南区党委妇委会:《妇女工作参考材料》(1948年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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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炜:《阜平的婚姻问题》,见晋察冀北岳区妇女抗日斗争史料编辑组:《晋察冀北岳区妇女抗日斗争史料》,第666页。

由于陕北地区自然地理状况较为恶劣,能够种植的农作物大多需要多次加工才能够食用,因此家务活成为重要的经济组成部分,妇女在家庭和经济生活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相较于江南等其他地区,陕北女性往往是家庭的资产而不是负担,因此女性在婚姻中的地位较高,家中独女或寡妇都有权招男性上门,这入赘婚俗在当地称为“招女婿”。一般来说,只有弟兄多,家境贫寒者才会选择入赘。陕北的入赘情况比较复杂,依据是否保留男方姓氏而分为不同类别:放弃本姓,改为女方姓氏的女婿称为“全卖姓者”。由于改姓女方姓氏,能够参加女方家祭祀活动,并拥有继承权,由此获得对方家族的认可,真正融入家族成为一份子。“不卖姓者”即保持男方家族姓氏,也称为“养老归宗”,即将女方父母养活到老,孩子抚养成人之后,可以随同妻子儿女返回本地,或事前与女方家庭商定入赘时间,在女方家出卖劳力,年满复归本族,也有年老后再回归本族者。由于到女家后需要帮衬农活,上门需要“站”够年份,少则八年十年,多到年老丧失劳动力为止,这一招女婿的形式被当地称为“站年汉”。由于“嫁”入女方家庭,站年汉在原本家族之中并无地位,且生不能参加女方家族祭祀,死不受后嗣香火,子女均随母姓,因此在当地备受歧视,可谓传统男权社会之中最不具备性别权威的男性群体。[22]

中共战时动员及《婚姻条例》的颁布,在不少女性心中的反应犹如风吹皱一池春水。由于婚姻政策变化、一些村干部较激进的工作方法及女性对婚姻自由的理解不当,造成了“妻休夫”现象急增的偏差。尽管面对着习俗、经济利益与基层干部的各方压力,一些身受男权压迫的乡村女性开始觉悟,以各种方式努力追逐着自由婚姻的权利,充分表达着她们的主体性。当离婚屡次受挫时,一些女性选择诸如发生婚外性关系、不同居、破坏财产甚至以死抗争等多种方式,挑战旧有婚姻与伦理体系。

[33] 丁玲:《三八节有感》,《丁玲全集》第四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41页。

①王树枬纂:《新城县志》,1935年铅印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影印版,第831页。

「13」秦燕、岳珑:《走出封闭:陕北妇女的婚姻与生育》,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

此后,各地政权在执行婚姻政策时一变而走向另一极端,不单努力将性别矛盾化解或压制于基层,还偏向于保护男性贫雇农。“特别是对于贫雇农的婚姻问题,注意到其结婚之不易”,不少村干部转向了“单纯的贫雇农观点,怕农民失掉老婆,不是照顾男女双方的利益”,一些干部认为:“实行婚姻自主与男女平等,对贫苦农民是不利的。如果坚决实行,那就会脱离贫苦农民。”女性利益则被漠视和牺牲。在对贫雇农婚姻采取保守态势的同时,各地对地富阶层的婚姻破裂则明显予以支持。1946年,冀南行署规定:“甲、男大女小者是贫困之家,虽已构成离婚条件,也应尽量动员不离,若女方坚决离时,可斟酌双方富力赔男方一部损失。乙、男小女大多是富贵之家,离婚条件即便勉强些,也可尽量离。”1947年,襄垣县“妻休夫”案件中,地富阶级的女性占62%。这一做法的背后,不仅有最大可能地孤立、瓦解地富阶层的政治意图,更有通过离婚将地富女眷分化出来解决贫雇农婚姻的考量。对于出自地富阶层的女性而言,如果能通过再婚更换身份进而获得政治地位的提高,即使生活贫穷也在所不惜。

他曾离开过这里,挟着一个小包卷去入赘在老婆的家中,那时他才二十岁;她虽说已经三十二岁了,可是即使现在他也不能在回忆中搜出一个难

北岳五专署妇联会:《关于执行婚姻政策的检查与今后意见》(1948年12月14日)。

[18] 参见邓颖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妇女运动》;吴玉章:《中国妇女在五四运动中走上了自己解放的道路》,陕西省妇联妇运史小组编:《陕甘宁边区妇女运动文献资料选编》,1982年,第61页,第87-88页。

《冀南行署关于处理婚姻问题的几个原则》,韩廷龙、常兆儒:《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文献选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882页。

本文原载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6年第1期,作者王书吟。感谢作者授权保马刊载。

高岗:《从生产战线上开展妇女运动》,冀中区党委妇联会:《妇女生产文献》,档案号3-1-364-5,河北省档案馆藏。

[11] 《绥德县司法工作总结材料》,陕西省榆林市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档案:45号,转引自吕虹:《论陕甘宁边区婚姻立法原则的修正——以边区司法实践为视角》,《攀登》,2007年第5期。

伊莎白·柯鲁克、大卫·柯鲁克:《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龚厚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00页。

[17] 贺桂梅:《知识分子、女性与革命——从丁玲个案看延安另类实践中的身份政治》,《当代作家评论》,2004年第3期,第125页。

《晋察冀边区婚姻条例》(1943年2月4日公布),《晋绥边区婚姻暂行条例》(1943年4月20日公布),见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历史教研室:《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37—1945)》,第659、663页。

一、“不行的老家伙”

在婚姻条例颁布时,不仅诸多规定与华北乡村习俗相冲突,招致以父权为主导的乡村社会不满,此后的工作方式也加剧了双方矛盾。首先,“她们是一般的号召,空喊男女平等,空喊解除封建束缚。……和妇女一谈话,又是说什么反对男人压迫女人呀!提高妇女地位呀!婚姻问题呀!结果,弄得有些妇女本不应离婚而离了婚,于是引起群众的反对”。其次,一些妇女工作动员者将解决婚姻问题作为工作的重要内容,甚至形成了为离婚而离婚的局面。1942年河南、山西等省发生特大旱灾时,一些地区“仍将离婚看成是妇女的进步,把离婚件数当成工作成绩,甚至在某些村造成热潮。如婚姻决议传达下来时,青年村妇救会主任传达后便在大会上号召,‘我年龄大,男人小,岁数悬殊,感情不和,我起模范作用离婚’。有的青妇也响应号召,‘我够某某条件,我也离婚’。冀中在1939年大水灾时,强调年龄悬殊者可离婚,甚至在群众不自愿的情况下鼓动和强制人家离婚”。再次,将婚姻问题单纯看作妇女本身的问题,忽视男性及家庭等因素。“不调查只听妇女片面的反映”,只要女方提出就准予离婚,不考虑男方情况和意见。最后,处理婚姻问题方式过于简单,如“某地有一妇女,因为丈夫对她不好,向妇联要求帮助她离婚,妇联同志没有详细调查,就帮助她离婚。当离婚手续办了,该女子和她丈夫抱头痛哭,舍不得分开,致当地妇女对妇联不满,说妇联挑拨人家夫妇,煽动人家离婚,使妇联威信大受影响”。

除了站年汉赋予他的自卑之外,工作的烦扰成为他无暇分神思考离婚的又一原因。成为干部后的何华明时常为繁重的政治工作而感到繁难。文中的何华明在繁难怎样的事情呢?又是怎样的政治工作令他回心转意,打消了离婚的念头?这需要结合丁玲在1941年川口体验生活的经历,参考历史档案还原当时干部的政治任务。

《离婚问题多是否影响社会秩序》,《晋绥日报》1948年12月16日第4版。

二、从“站年汉”到“公家人”:

晋冀鲁豫边区政府高等法院:《晋冀鲁豫边区政府高等法院通报》(1945年10月15日)。

由于站年汉代表从事农业劳动的底层男性,因此,建国后新政权在划分阶级成分时,明确规定“地主以纳婢、蓄妾、童养媳、等郎妹、站年汉等名义,实际蓄养奴隶以从事农业主要劳动者”,应被视为“实际居于奴隶地位”的雇工。[24]这意味着通过参加赤卫队、成为共产党员以及指导员,何华明从传统社会中底层的站年汉成为新政权的基层代理者“公家人”。这个公家人在丁玲笔下被赋予更多一层的性别视角——站年汉,代表最为弱势的穷苦下层男性,因家贫背井离乡,被迫脱离宗族关系,又因不与女家同姓而被视为外人,不能进入女方家族体系为人所认可,是传统男权社会之中极少数丧失了父权制、父系制、从夫居社会体系中的男性特权的另类。

太行六专署:《太行第六专署司法科婚姻问题的综合报告》(1949年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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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族战争和革命正当性的号召下,中共以法律形态宣示的基于抗战需求的现代婚姻自由理念,对华北各根据地区域的传统婚姻观念及家庭模式,形成了巨大冲击力。“一般妇女——特别是青年妇女,大都已经能够依据婚姻条例,自由自主的来提出和解决本身的婚姻问题了”,⑥以至于各地短期内离婚案件呈猛增态势。

[23] 丁玲在文中明确交代了何华明老婆与何华明结婚时已经32岁,这一年龄远远超过当地女性头婚的适婚年龄。而何华明选择上门到老婆家当“站年汉”生活在女方家庭,足以说明女方家庭能够养活多出的一口人。婚后不久何华明从老婆家牵回了一头毛驴,可见女方家庭经济条件要远优于何家。参考陕北站年汉的入赘条件,一般来说,站年汉上门需要从事农活、侍奉女方父母足够年份,或者养老送终方能回到本家。在何华明的眼中,老婆在32岁时“并不难看”,且婚后曾与老婆育有一对子女。由此推测,何华明老婆是一个不算难看,且家庭条件尚可、有生育能力的妇女。这样的女性不大可能在32岁尚未婚配。综合推断,老婆与何的婚姻极可能是二婚,或女方为家中独女。二婚的条件就是要招一个上门女婿,为家里增加劳动力的同时,为双亲养老送终。

冀南区党委妇总会:《1942年妇女工作总结》(1942年12月22日)。

[28] 李振:《初期延安文学的革命家庭书写——以〈夜〉和〈乡长夫妇〉为例》,《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11年第1期,第175-176页。

太行六专署:《太行第六专署司法科婚姻问题的综合报告》(1949年1月14日)。

如果说侯桂英符合年轻女性在离婚之中占据主动地位的现实情境,与清子共同构成了何华明内心深处不同的欲望诱惑,那么何华明的老婆则代表着截然相反的“被嫌弃者”,成为新婚姻规则的被动承受方。在何眼中,四十多岁的发妻是一个“只能烧烧三顿饭”的“老家伙”。由于一双儿女的夭折,加之老婆年岁渐长不能生育,老婆简直不是个“物质基础”,“一个不会下蛋的母鸡”。面对老婆的抱怨,何华明选择退让和沉默,虽然他“不能在回忆中搜出一个难看的印象”,然而在吵架的时候,老婆“脸上的每条皱纹”以及“开始露顶的前脑”都令他感到嫌恶。暴风骤雨般的哭喊和抱怨使他生出离婚的“坏念头”——宁可做光身汉,也不要和这个“老怪”继续过日子。老婆变本加厉的发泄反而迫使何华明加深了离婚的念头,索性躲出门求个安静。

⑤《中共山东分局关于山东妇女工作总结与今后妇女运动的新任务》(1940年8月15日),见中国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历史教研室:《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37—1945)》,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88年,第372页。

女性书写的转变与“新人”形象的塑造

建屏县委:《关于贯彻婚姻政策中四个死人事件的报告》。

作为一位从繁华都市奔赴革命圣地的“文小姐”,丁玲不仅对革命具有理想和抱负,同时对现实中女性的生存状况给予极大的关怀。在丁玲早期创作的作品中,女主人公演绎着中产阶级年轻女性的情感世界与人生经历,多少有些少女丁玲的影子。随着人生轨迹转向延安,丁玲开始思考女性与政治革命之间更为直接的关系:《秋收的一天》中的薇底便是将小资产阶级知识女性与革命相结合的尝试,无论是《在医院中》的女医生陆萍、《我在霞村的时候》的村姑贞贞,她们和上海的梦柯、莎菲们一样,都是年轻女子。王德威在对贞贞的身份辨析中敏锐地发现了不能被政治意图和民族叙事遮蔽的性别因素,并认为这部发表于1941年的小说成为丁玲“充满乡愁感触的最后冒险”,“一个向过去的我的无奈告别手势”。[30]事实上,虽然《夜》的发表时间早于《霞村》10天,但《夜》却写于《霞村》之前,两者的创作时间大概相差半年左右。[31]因此,与其说《霞村》代表丁玲对女性问题思考的终结标志,毋宁说是丁玲对妇女的关怀进入了新的阶段。而《夜》则进一步深化丁玲的“霞村经验”,将焦点置于以“老婆”为代表的中老年妇女。她们在传统时代已进入婚姻并组建家庭,除自身的性别身份外,多已为人妻为人母。作为这一群体中的一员,丁玲以她敏锐的性别意识感觉到革命政权内部由无形的性别观念和性别秩序构成的压抑性因素的存在。1942年,也就是《夜》发表的第二年,丁玲在《三八节有感》中提出革命女性的“离婚”问题:当革命队伍里的女性老去或生病以后,她们“皮肤在开始有折绉,头发在稀少,生活的疲惫夺取她们最后的一点爱娇”的时候,她们怎样面对革命工作与家庭生活的双重负担?她们的出路又在哪里?

晋冀豫区妇总会:《一年来妇女工作总结报告(1941年8月—1942年5月)》(1942年7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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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传霞:《〈灾难的明天〉与抗日根据地农村妇女解放道路》,《济南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

「9」陕西省妇联妇运史小组编:《陕甘宁边区妇女运动文献资料选编》,1982年。

在抗战及革命需求的背景下,公权力站在道德制高点,以婚姻自由的现代理念切入,形成对婚姻这一私人空间的挤压。然而根深蒂固的习俗及落后经济条件的制约,使得乡村农民、干部的应对与反弹超出了中共预期。对于“妻休夫”现象,身份与思想意识渊源均为农民的基层干部既要表达乡村习俗立场,又要成为中共政策的代理人,从早期较为积极执行婚姻政策到后期回归乡村习俗压制“妻休夫”现象,经历了一个让婚姻政策适应社会现实、让女性解放服从稳定社会秩序及军心的政治需求的过程。在情与法的冲突中,中共的婚姻政策无奈向传统习俗靠拢,婚姻条例赋予女性的离婚权利受到诸多阻碍。

虽然夫妻间隔阂如此之深,但成为中共干部后,何记忆中的老婆也并没有那么不堪。他们曾经育有一儿一女,虽然彼此间并不存在陕北民歌中所歌唱的炙热奔放的爱情,但何曾经对老婆付出过感情。但“离婚”的出现,将老婆置于被动地位。虽然最终故事以大团圆结局,夫妻俩在显得甜适温暖的窑洞里共眠,身边卧着心爱的猫,但他对老婆的印象并无任何改观,在何心中老婆唯一的用处就是能够烧烧饭,仍是个“不成的老家伙”,夫妻之间的感情嫌隙在小说结尾处并没有任何弥合的痕迹。这一情节设置如同丁玲在同一时段创作的《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一样,尽管“被赋予一个抚慰性的结尾,但文本自身的裂隙却是醒目的”。[17]

北岳区党委妇联:《加强全党作妇女工作的报告》。

[8] 参见崔兰萍《陕甘宁边区婚姻制度改革探析》,《西北大学学报》,2000年11月。

《婚姻政策问题提纲》,冀南区党委妇委会:《妇女工作参考材料》(1948年11月15日)。

[4] 骆宾基:《大风暴中的人物——评丁玲》,;冯雪峰:《从梦柯到夜——后记》,袁良骏《丁玲研究资料》,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年,第245页、第254页。

这一时期,各地“妻休夫”的理由很多,如感情不合、婆媳不合、受虐待、有外遇、生活困难、年纪差距大、丈夫参军且长时间无法联系和政治原因等。据平西县1941年的总结,“妻休夫”者占妇女总数的45%,因感情不合要求离婚者占60%。在太谷,80%离婚案件的主因是感情不合。多数乡村男女婚前没有交流感情的机会,“婚姻成立时,在夫妇双方感情基础方面通常还是一张白纸”。国人的习俗是“把婚姻关系看作是依赖于配偶之间重大的责任与义务而非依赖于个人的爱情与情感”。因此,经济更多地替代“感情”成为婚姻的基础,是维系婚姻的重要纽带,所谓“有米有面成夫妻,没米没面收拾起”。提出离婚的农妇,多是“嫌夫家生活不好,藉以婚姻不自主感情不好而离婚”。1942年晋冀豫区工作总结指出:嫌贫爱富是“妻休夫”的主因。不少“女方看到男方的生活艰难,就灰心失望,以至影响到双方的感情,发生离婚纠纷”。“妻休夫”以“感情不合”为由,显然是要利用各地婚姻政策达到离婚目的的借口,与强调以感情为婚姻基础的话语大相径庭,也严重扭曲了中共婚姻观念的根基。

「10」孙照海 选编:《陕甘宁边区见闻史料汇编》,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

晋冀豫区妇总会:《一年来妇女工作总结报告(1941年8月—1942年5月)》(1942年7月15日)。

这段文字寥寥数语便勾勒出前干部时期的何华明: 20岁入赘到邻村或更远的地方“嫁”给了32岁但并不难看老婆。不久带着老婆回到了自己的本家。何华明入赘的身份,于传统父权制、父系制、从夫居的婚姻习俗中属特殊的婚姻形式,对其婚姻状况的具体影响,需要回到当时陕甘宁边区的历史语境之中加以分析。

离婚即婚姻关系的解除。民国时期,一些大城市离婚现象较多,华北乡村离婚者极少,经济约束与传统婚姻观念根深蒂固。李景汉的《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中,仅有两起离婚记录。1933年,全国夫妇离婚者2万余人,且“私行离异不由官断者,尚不在数。但此泰半出于通都大邑,而乡里之间,多守旧礼,不稍变移”。①韩丁也有类似描述:“在张庄从来没有批准过离婚的事,自古以来,没有一个女人得到社会的允许而离开她的男人。”②

《夜》的写作正是在《条例》颁布两年后。在离婚案件的激增成为边区重要社会问题的背景下,丁玲赴川口调研的经验必然会折射于文本内部。值得深思的是,《夜》反映的并不是当时最为广泛的年轻女性离婚案,反而从男性的视角讲述了对待衰老发妻和年轻女性的婚姻态度。如果将边区司法实践放置于创作《夜》的历史语境之中,文本中的人物人心变化及行为便具有了更为深刻的现实意涵。

⑥王炜:《阜平的婚姻问题》,见晋察冀北岳区妇女抗日斗争史料编辑组:《晋察冀北岳区妇女抗日斗争史料》,北京:中国老年历史研究会,1985年,第666页。

[26] 有关新文字冬学的研究,可参见王建华《陕甘宁边区的新文字运动——以延安县冬学为中心》,《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11年第3期。

中共开辟各根据地之初,不少做妇女工作的干部经历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他们拥有女性解放的情怀,“将工作的重心放在破除封建的文化观对女性身体与精神的束缚上”,即妇女应突破父权、夫权束缚,走出习俗藩篱,追寻人格独立。各地颁布的“婚姻条例”正是此种女性解放理念的诠释,它“隐含了一种假定,即‘婚姻自由’会让妇女受惠,并受到绝大多数女性的欢迎。它假定所有婚姻都应该基于‘感情’和‘自由意志’”。然而事实上,尽管“婚姻条例”强调以感情为基础的现代婚姻理念毋庸置疑,但对于1940年代的华北乡村社会而言,现代婚姻理念却与乡村文化空间与经济环境相抵触。

何华明的烦恼来源于工作和家庭的双重压力,在妇女解放这一政治社会运动背景下,文本中的三位女性在何华明眼中,都具有某种新的政治属性。在何华明的眼中,不参加冬学的清子不仅是男性情欲的承载,也代表着落后的妇女,侯桂英作为妇女主任,对他的诱惑会造成政治上的“影响不好”,而失去生育能力的老婆,不仅不能对他产生任何女性吸引力,更因为落后而丧失了和他对话的平台,在何华明的眼中“简直不是个物质基础”。无论是“妇女工作”“发扬民主”还是“三三制”,这些抽象的政治词汇背后代表着切实发生在边区的全新的政治与社会改造实践,这些革命性的实践对卷入政权的所有人——无论是公家人、半公家人、老百姓、妇女,均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变革改变的不仅仅是何华明所谓的“物质基础”,还触及到剧变中人的心灵结构,改变着人们思考世界和处理问题的行为方式。小说中出现的传统与现代两套语汇系统在何华明内心的交锋,成为推动小说人物剧烈心理变化的鲜明表征。作为新文学书写的“新人”形象塑造,何华明内心新旧交织的痛苦因而更加丰满立体,对何华明涅槃式的重塑,使得革命新人的形象在旧的土壤之中的成长,更加带有历史的真实感与时代的阵痛感。

晋冀豫区妇救总会:《关于“反对买卖婚争取自主婚”的初步总结》(1942年8月31日)。

[22] 参见延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延安地区志》,西安,西安出版社,2000年,第327页。

⑧《太行区的婚姻制度》,《新华日报》1942年8月20日《华北妇女月刊》第3期。

[19] 超构:《延安的新女性》,孙照海选编:《陕甘宁边区见闻史料汇编》,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第99页。

《彭德怀在晋冀鲁豫四区党委妇委联席会议闭幕时的讲演》(1943年4月22日),见山西省档案馆:《太行党史资料》,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78-379。

晋冀鲁豫边区高等法院:《晋冀鲁豫边区政府高等法院通报》(1945年10月15日)。

晋冀豫区妇总会:《一年来妇女工作总结报告(1941年8月—1942年5月)》(1942年7月15日)。

白潮:《乡村法案——1940年代太行地区政府断案63例》,第75页。

晋冀鲁豫边区政府高等法院:《晋冀鲁豫边区政府高等法院通报》(1945年10月15日)。

北岳五专署妇联会:《关于执行婚姻政策的检查与今后意见》(1948年12月14日)。

太行六专署:《太行第六专署司法科婚姻问题的综合报告》(1949年1月14日),档案号106-1-78-1,河北省档案馆藏。

晋冀豫区妇总会:《一年来妇女工作总结报告(1941年8月—1942年5月)》(1942年7月15日)。

一、离婚潮中“妻休夫”现象突出

晋冀豫区妇总会:《一年来妇女工作总结报告(1941年8月—1942年5月)》(1942年7月15日)。

《谈谈临县的婚姻问题》,《晋绥日报》1948年11月17日第4版。

太行区妇委:《妇女工作初步研究》(1945年10月4日),见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总编委会:《群众运动》,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第434页。

区梦觉:《怎样在妇女运动中展开调查研究工作》(1941年9月22日),见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历史教研室:《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37—1945)》,第482-483页。

《涉县部分干部群众重男轻女有些妇女仍受虐待 县政府正积极调查处理》,太行区党委:《有些妇女仍受虐待参考材料之一》。将该档案与太行六专署:《太行第六专署司法科婚姻问题的综合报告》(1949年1月14日)结合看,两份文件中的“史白廷”与“史白亭”为同一人。

晋冀豫区妇总会:《一年来妇女工作总结报告(1941年8月—1942年5月)》(1942年7月15日)。

1942—1943年间晋冀鲁豫、晋察冀、晋绥边区公布的婚姻条例都规定,夫妻一方,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另一方得向司法机关请求离婚:充当汉奸者、与他人通奸者、虐待压迫他方者、图谋陷害他方者等。一些女性充分利用关于离婚的法律规定,使用“感情不合”、“压迫”、“虐待”、“包办婚姻”等官方词汇与家庭、政府相抗争。如和西某村一位村妇状告外出的丈夫是汉奸,离婚后男人回来了,只好再判她复婚。一些女性在诉讼中攻击男人不给吃穿,用经常打骂的理由起诉,用起诉一回不准、下回再来的死缠手段。有人对丈夫用不理不睬、不同床的办法,试图激怒男人打骂。昔东陈村一位妇女故意以性乱办法来离婚。偏城少妇孙雪娥,素与其夫感情不睦,某日乘丈夫熟睡,到偏城县政府诬告其夫欲用厨刀谋害她,提出离婚。还有一些女性面对家庭的阻扰,以故意浪费钱财、搞婚外性关系、往外送东西、不和男人同居等手段表示抗争。面对相关部门的推脱和不作为,一些女性“就躺到政府光哭不走或者要行死上吊或者一直在外边流浪讨吃来进行抵抗,死也不回男家去,一直斗争到最后离了婚为止”。

婚姻是家庭的构筑前提,经济条件又是婚姻成立的前提。由于农业生产对男性劳力的需求及重男轻女陋习的交互作用,华北农村对溺死女婴习以为常,生育男孩意识强烈,久之则造成多数乡村出现性比例长期失调的现象。“一项1929—1931年在华北地区所作的调查表明,30~34岁男性中有近12%是单身。另据1935年的调查,山东邹平30岁以上男性未婚者有2294人,占同年龄组的男性人口的23.13%,30岁以上女性未婚者极少,有21人,占同年龄组的女性人口的0.21%。”男女性别的不均衡、女子物化意识形成的索求彩礼的风俗,导致许多乡村普遍存在男性结婚难的问题。千辛万苦娶来或买来的妻子,如随意离婚的话,农民难以接受,因为再娶极其困难。如磁县二区某村一对夫妻感情不好,女方到区上提出离婚,公公说:“现在说个媳妇不容易,你要能给我儿捁就叫她离了婚。”离婚后女性还要平分财产,男性农民更感到“鸡飞蛋打”、“人财两空”,对于“妻休夫”现象极为反感或公开抗拒。显然,具有服务抗战和解放女性双重目的的妇女动员,因离婚现象频现,在乡村家庭结构、两性关系及经济诸方面引发了重大震动。

晋冀鲁豫边区政府高等法院:《晋冀鲁豫边区政府高等法院通报》(1945年10月15日)。

《偏城少妇孙雪娥 诬告丈夫杀人 姑念初犯判刑两月》,《新华日报》1942年5月8日第4版。

抗战开始后,以妇女动员为目的展开的婚姻制度改革,一定程度上为华北各根据地区域乡村妇女婚姻生活的改变带来了希望,“妻休夫”离婚热潮的呈现也意味着乡村妇女婚姻变革之途的展开,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过去不少论著多视之为中共推行妇女解放运动的成功例证。然而透过离婚热潮的喧闹,我们看到的是传统、革命、性别等元素的冲突与矛盾。各地《婚姻条例》颁布后所引发的离婚热潮背后,是各地动员女性走出家庭、参与社会管理、填补男性征兵后留下的乡村政治与生产空缺的政治意图,妇女解放仅仅是一个从属于政治与抗战需求的次级诉求。因此,各根据地在动员女性离婚的态度上有一个从积极甚至激进再到消极的变化,中共妇女工作政策调整的根本原因,在于其影响到了乡村社会秩序及军心的稳定,在这一前提下,妇女权利及利益必须让位于民族、革命的利益。

冀南区党委妇总会:《1942年妇女工作总结》(1942年12月22日),档案号25-1-317-1,河北省档案馆藏;《和顺东关妇女典型材料调查》(1948年8月15日),档案号A1-7-8-5,山西省档案馆藏。

传统华北乡村的婚姻多遵循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习俗,少有对女性意志的尊重,因经济困难和男尊女卑的习俗,婚姻事实上只具有改善经济、维系家庭、传宗接代的价值,性别平等无从谈起。被置于从属地位的女性,只是被私有或物化的对象。“女儿的婚姻都是由父母一手包办,甚至有的瞒着女儿,不叫知道,结婚前才叫知道,许多人结婚后夫妇不和。冀中任邱县一个女子结婚十年未和丈夫同居过,还有的丈夫不在家,用公鸡娶或小姑代娶。冀中交河一带有的二三十年没有见过丈夫,有许多结婚后因为许多原因(长得不好,东西少,不懂封建礼教等)受气挨打的,过着一种痛苦的生活。夫妻不和时,只能男人提离婚,妇女不能提出离婚。农村有几句俗语,‘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个扁担还得拿着走’、‘娶下的媳妇买下的马,打死骂死由人家’、‘好马不配双鞍子,好女不嫁二男子’、‘是猫即毙鼠,是男即做主’、‘活着是人家的人,死了是人家的鬼’。”乡土习俗视婚姻为男性特权领域,女人无权解除婚姻。夫休妻、女子从一而终的观念,内化为一种融入农民生活的性别及婚姻意识。这一认同支撑着传统婚姻制度的垄断性优势,抵御着外来的新的婚姻观念及行为的冲击。在生活方式及认知水平均没有质变的前提下,中共的婚姻政策可以强力推广,却难以迅速普及。女性天然的婚姻自由权利,被视为大逆不道。

建屏县委:《关于贯彻婚姻政策中四个死人事件的报告》,档案号520-1-563-13,河北省档案馆藏。

结语

摘要:1940年后,由于华北各根据地陆续颁布婚姻条例及妇女动员的广泛开展,以女性主动提出为特征的“妻休夫”离婚现象急剧增加。从公私两个领域和传统、革命、性别三个视阈切入,可以窥见这一婚姻变革现象的曲折过程及其与民族战争、政治变革、性别解放等相互纠缠的复杂关系。“妻休夫”现象所呈现的婚姻自由诉求、抗战需要与乡村习俗、家庭与社会稳定需求间的颉颃,使各地中共政权在实际操作中陆续调整女性婚姻政策,从支持“妻休夫”重新转变为以维护稳定为主的婚姻政策,以适应情与法冲突下乡村社会实态和军心稳定需要。通过跳出传统的“压迫—解放”框架,将各根据地乡村女性的存在、婚姻、情感的多重考察与乡村传统、民族战争、革命的时代背景相结合,能够客观阐释战时华北各根据地女性婚姻变革及妇女解放的实态及意义。

浦安修:《五年来华北抗日民主根据地妇女运动的初步总结》(1943年7月16日),见中国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历史教研室:《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37—1945)》,第711页。

抗战爆发后,中共在华北地区陆续建立了晋察冀、晋绥、晋冀鲁豫和山东四个根据地。各地青壮男性大量参战,地方建设、经济生产、社会秩序维持以及支援战争方面都出现人力不足的问题。各地中共组织意识到:“动员占全体农村人口一半的农村妇女的工作,对于开展全国救亡运动,争取抗战最后胜利,是有异常重要的意义的。”③至1940年,陕甘宁边区妇联已有会员20万人,晋察冀边区妇救会会员也达23万人,④山东省有50余县的31万余名妇女组织了起来。⑤

三、女性的迷茫与探求

二、情与法冲突频现

事实上,不少乡村干部对于“妻休夫”也十分反感,有意无意从中阻碍。各地乡村干部多是农民出身,受文化素养、生存环境等因素制约,并不真正理解新婚姻条例所包含的现代价值意义,对于女性解放、性别平等的认识较模糊,男尊女卑意识也是其最根深蒂固的理念,多对女性主动提出离婚不满。“涉县一些村干部说真要实行了离婚,光我村就得一大半离”;“一个区长说如果这样办我实在想不通,除非我娘重生一回”。一些干部同意“夫休妻”,却不批准“妻休夫”,甚至强调双方同意方能离婚。一些司法干部对于离婚诉求多进行调解,调解不成就进行拖延。他们不仅不帮助传案,反而给被告出主意想办法。基层干部利用职权给提出离婚的妇女设置障碍,如不开介绍信,并威胁说“不要村上介绍信了,县里能离婚还要区村公所干啥,撤销了吧”。“灵寿刘家村一妇女经区介绍到县离婚后,村干部强调未经他们证明,县又把离婚判决收回,强使女方又与男方重过起来”。“灵寿二区封家湾李金花,买卖婚姻,整天挨打受气,到区要求离婚,不但不给解决,反把女方押起来”。对提出离婚的女性的人身伤害更是司空见惯。“涉县南塞村,村长□□□和生产主任刘同亭把一个要求离婚的妇女李政荣用绳子缚在板凳上,还要往腰硬支三个砖脱去外衣进行毒打”。邱县四区区公所吊打一个提出离婚的妇女,致使她不敢再提离婚。

江沛(1964—),男,河南开封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王微(1985—),女,河北保定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建屏县妇联:《十月份各种工作总结报告》(1949年10月4日),档案号1-1-58,河北省平山县档案馆藏。

《和顺东关妇女典型材料调查》(1948年8月15日)。

④《对于妇救会工作的几点意见》,《中国妇女》1940年第1卷第12期。

北岳五专署妇联会:《关于执行婚姻政策的检查与今后意见》(1948年12月14日)。

罗苏文:《女性与近代中国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35页。

傅建成:《论华北抗日根据地对传统婚姻制度的改造》,《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1期。

②韩丁:《翻身——一个中国村庄的革命纪实》,北京:北京出版社,1980年,第536页。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革命需求也好,妇女权利的抗争也罢,表面上看,婚姻变革因引发乡村家庭纷争、不利于抗战的民族利益而发生变异,女性的离婚和离婚的女性均为革命所利用。但实际上,婚姻的变革在本质上是受困于久远以来的传统、经济与婚姻惯习,而彼时还没有足够的外来因素去真正消解经济重压下的传统与婚姻习俗。维系家庭与农业生产的内在逻辑,构成了华北根据地农业社会中的男权观念体系,众多农民和干部均作如此思维,具有现代意识的中共组织也不得不调整婚姻政策,在事实上放弃了妇女解放的口号。因此,传统文化、习俗与现实力量的结合才是历史运转的核心推动力所在。中共的婚姻政策呈现出了倡导女性解放的新理念,在众多“妻休夫”的离婚事件中,一些女性采取了不同床、不回家、发生婚外性关系等方式甚至不惜以死相抗争,展现出了女性权利意识觉醒后进行强烈表达、抗争的鲜活场景。但不能否认的是,这种热潮始终由男性控制。华北各根据地自主婚姻的热潮,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推动了女性解放观念的普及,并非一个可以轻易回答的问题。

冀南三地委:《对妇女工作的检查》(1948年12月30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各抗日根据地目前妇女工作方针的决定》(1943年2月26日),见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历史教研室:《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37—1945)》,第648页。

北岳区三地委:《三分区妇女运动概述》(1948年5月25日),档案号78-1-49-2,河北省档案馆藏。

中共中央妇联会:《献县妇女工作简史》,档案号572-1-180-11,河北省档案馆藏。

《壶关县司法工作在土地改革中一般情况》,档案号A53-2-16-14,山西省档案馆藏。转引自张慧玲:《女性主义视角下的婚姻变革——以晋冀鲁豫根据地为例》,硕士学位论文,山西大学历史系,2006年,第21页。

晋冀豫区妇总会:《一年来妇女工作总结报告(1941年8月—1942年5月)》(1942年7月15日)。

关键词:华北根据地 妇女动员 婚姻条例 “妻休夫”现象 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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