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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正是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论》中提议的方块

日期:2019-11-16编辑作者:文学天地

被采访者:梅祖麟,1933年生。1954年毕业于美国俄亥俄州欧伯林学院(Oberlin College),获数学学士学位。1962年获耶鲁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71年任康奈尔大学中国哲学和文学副教授、教授。1996年3月接受了本刊特约采访者的采访。

从中古文学汉字声韵批评理论的佛学因缘分析来看,沈约的自诩是有违文学史之史实的。

特邀采访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刘跃进副研究员。

佛教;声律;声韵;永明声律论;汉字

采访时地:1996年4月于美国康奈尔大学

南朝齐永明六年二月,中书郎沈约终于完成奉敕撰写的《宋书》,上呈朝廷且获得朝野好评,这一年沈约48岁。事隔不久,年仅17岁的陆厥给沈约写信,对《宋书》的一个文学观点提出强烈质疑。沈约对陆厥的来信颇为重视,回信释疑。其实,陆厥不是唯一对沈约提出质疑的人,沈约针对此问题的回复也不是唯一的一次。到底是什么问题会引起当时学者的如此关注?这便是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论》中提出的汉字声韵批评理论,这种“汉字批评”中常用的也是重要的观念及方法,被后人称为“永明声律论”。

问:您最初研究数学、哲学,后来又把学术重心转到语言学领域。与此同时,您在汉语诗律的产生、早期白话文学的文体、文风的演变等重要问题也提出许多独到见解。这种跨学科的学术背景给您的学术研究带来哪些益处?

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针对诗文创作中的声韵问题说:“夫五色相宣,八音协畅,由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据《梁书》记载,沈约“又撰《四声谱》,以为在昔词人,累千载而不悟,而独得胸衿,穷其妙旨,自谓入神之作”。沈约对自己的声韵批评理论颇为自得,认为“自骚人以来,此秘未睹”,而自己能“独得胸衿,穷其妙旨”,并对未能识得这一“妙旨”的前辈名家的作品进行了批评。颇为可惜的是,《四声谱》已佚,无法了解其理论阐释的详情。清人纪昀曾作《沈氏四声考》,以为“《广韵》本《唐韵》,《唐韵》本《切韵》,《切韵》本《四声》”,可知《四声谱》在汉字声韵史上有着相当重要的地位。而沈约提出的汉字声韵批评理论就是利用汉字声、韵、调的搭配关系形成的一套诗文创作规则,后人也常将其理论内容概括为“四声八病”说,而依此规则创作的诗文则被称为“永明体”。

答:我的研究,归根结底没有超出语言学范围,研究唐诗,研究声律,研究早期白话文学,无不如此。50年代末叶,我和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追随乔姆斯基的语言学理论。后来发现,他的理论几乎三年一变,越来越抽象,以至于很难用实证的方法评判这些理论是否正确。六、七十年代,我们纷纷告别乔姆斯基,各自寻找属于自己特有的学术道路,有的从事微观语言学研究,有的致力于历史方言学,结果都在不同程度上取得成就。近些年时常听到国内学者感叹:赶潮流,追学派,日新月异,令人无所适从。从我个人的经验来说,新的东西对不对,我们一时不知道;它能否适用于分析汉语言文学,我们也难遽下判断。但是我们知道,不应排斥新的东西,如果可能,不妨尝试。有些研究方法已在各种语言文学研究中得到很好的运用,证明是对的,是可行的,就可以拿来为我所用。譬如结构主义和比较拟构这两种研究方法就有它重要的价值。

沈约的声韵批评理论虽然受到陆厥等人的质疑,但喜好并运用这一理论的人却不少,并在当时文坛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据《南齐书·陆厥传》载:“永明末,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朓、琅邪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汝南周颙善识声韵。约等文皆用宫商,以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周颙是最早使用四声的人,曾作《四声切韵》一书,沈约《四声谱》正是承接此书而得。周颙、沈约等人推动的声韵批评理论为唐代格律诗的繁荣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具体说到我自己的学术背景,读大学和研究生时,我的专业是数学和哲学,似乎与文学不搭界,其实并非尽然。这段经历培养了我对理论问题的辨析能力和对结构问题的兴趣,知道了种种不同的理论。后来再看各式各样的新潮理论,也就不会轻易为其所炫惑,而是善于把它们放在理论发展史的天平上衡量其价值。另外,又使我对结构问题产生兴趣。数学的根本其实就是一个结构问题,翻来覆去,变化多端,其核心就是希望把所有的问题都归入“几种结构”的变化之中。数理逻辑也是一个结构问题。这种学术经历自然促使我对古代语言文学的结构问题格外关注。

中古时期汉字声韵批评理论的出现及流行,与那个时代的文化大背景是分不开的,而佛教的传入及广泛传播,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汉字可用声、韵、调注音在今天已是常识,但这一常识作为知识出现,则直至东汉始有。东汉之前,汉字注音常用的方式有譬况、读若、直音等等。这些早期的注音方法有一个特点,就是以一字之整体读音去注另一字,这种整体性的注音方式反映出那个时代人们对汉字声、韵、调认识的混沌不清,而东汉时期反切注音法的出现使情况发生了变化。

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最初即是从语言的结构入手,研究句法的演变及其规律。众所周知,20世纪人文社会科学的中心就是语言学问题。用什么样的话语来讨论,或者来描述各种现象,来表达我们对外部世界和内心世界的体认,这些都已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基本问题。在文学理论中,抓住语言的某一部分作为中心,即形成不同的批评流派。重视语言的多义性,以文论文,以诗论诗,形成新批评方法。这与剖析社会背景、诗人生平的传统的批评方法迥然有别。但是不管运用什么样的批评方法,总要通过语言分析作为媒介。语言是文学最基本的要素。有什么样的语言形式必然有什么样的文学表达方式。我与高友工教授合作研究唐诗,就比较注意唐诗在诗体以及语言结构方面的独特之处,比如用字、句法的变化等,用以探讨其语意、隐喻和典故的幽微之处。在研究中发现,唐诗中其实有很多的套数存在,也就是它的语言结构并非散乱无章,不露痕迹。这也为我们的语言学批评提供了实践的机会。至于成功与否,读者看过《唐诗的魅力》后,自有评判。

为什么反切注音法会在东汉出现?这一方面与汉字音韵发展的历史需求分不开,另一方面则与佛教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后的大量译经有关。佛教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以佛经翻译为主要手段,而佛经翻译必然会涉及梵汉两种语言的对译。梵文是拼音文字,梵文字母称为“悉昙”,一类为“体文”,一类为“摩多”。“体文”即辅音字母,“摩多”即元音字母,两者类似于汉语的声母和韵母,而梵文文字由体文、摩多的拼切而获得。据唐义净《悉昙十八章》载,体文、摩多相互拼切成十八章,合计一万多字。梵文的元、辅拼合原理与汉字声、韵拼合原理非常相似,由此可以推断,自东汉开始的佛经翻译活动中,梵文的拼音方法必然会逐渐为中国信徒或学者所了解,并不断积累和扩散,从而对反切注音法的出现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

问: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方面,您认为哪些学者对您影响最大?包括哪些方面?

汉字声韵批评理论的出现,还与将声韵知识应用于诗文创作之潮流有关,这一点与佛教在六朝时期的逐步盛行也是分不开的。印度佛经原本就很重视声韵问题,尤其是佛经中的偈颂体。《法句经序》曾云:“偈者结语,犹诗颂也。”印度梵文偈颂多数以四句为一首,每句包括八个音节,并饶有声韵节奏之美,可摄入管弦,付诸赞叹歌咏。佛教入华之初,翻译者根据偈颂体的特点,在文体上与中国流行的诗歌篇句结构保持一致,分别译成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八言等各种句式,其中以五言偈颂最多。不过,由于语言水平的限制,梵文偈颂原来具有的音节调谐之美,在转梵为汉的过程中几乎丧失殆尽,所以鸠摩罗什来华译经之后感叹:“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秽也。”不过,至罗什时代,佛经翻译在声韵方面已有很大提高。

答:我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纯属半路出家,说不上哪个老师系统教过我。但是就中国传统学问的研究而言,我更钦佩陈寅恪先生的学问。我现在所做的研究,起码有两个方面是与陈先生的影响有关:第一是汉语声律学研究。陈先生在其名文《四声三问》中提出四声源于梵文的命题,我以为是不刊之论。在此基础上,我又尝试做了更深细的探讨,对经呗新声传人中土的时间,梵语诗律理论对中土诗歌律化的直接影响作了比较具体的界定。第二是语言文学研究的区域性问题。

我们不妨将《小品般若经》同一句梵文的四种汉译做一比较:后汉支谶《道行般若经》:“敢佛弟子所说法所成法,皆持佛威神,何以故?”吴支谦《大明度无极经》:“敢佛弟子所作,皆乘如来大士之作,所以者何?”苻秦昙摩蜱《摩诃般若钞经》:“敢佛弟子所说法所成法,皆承佛威神,何以故?”姚秦鸠摩罗什《小品般若经》:“佛诸弟子,敢有所说,皆是佛力,所以者何?”很明显,罗什译文在声韵方面更高一筹。罗什以后,高僧们无论是翻译偈颂,还是创作偈颂,皆重声韵。此外,佛经诵读中的转读和梵呗也非常注重对语言声韵的研究,因为无论是转读还是梵呗,都要注意语言声韵之搭配,同时还要注意文字声调之抑扬。慧皎《高僧传》指出,转读要“能精达经旨,洞晓音律,三位七声,次而无乱,五言四句,契而莫爽,其间起掷荡举,平折放杀,游飞却转,反叠娇哢,动韵则流靡无穷,张喉则变态无尽”。而梵呗不仅要“协谐钟律,符靡宫商”,更重要的是“和乐之歌,须结韵成咏,入呗之赞,亦要作偈和声”,所唱文字声韵与乐和谐,“方乃奥妙”。随着佛教在南北朝的盛行,佛教重视声韵的行为必然对声韵批评在诗文中的应用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这里先说我对声律问题的研究经过。声律的兴起,我1969年就开始探索,到1991年和梅维恒(Victor Mair)一起发表文章,前前后后研究了二十多年。最初我读日僧安然的《悉昙藏》,看到8世纪长安四声调值的论载,于是想平仄的差别可能是平声低,上去入三声高。连带对上声来源的看法,写成《中古汉语的声调和诗律——兼论上声的来源》,(《哈佛亚洲学报》第30期,1970)。那回讨论平仄的起源不甚成功,一则是平仄在齐梁时代的建康兴起,我却用了唐代长安四声的调值,二则是假设当时的文士要把四声二元化,那么问用什么音韵标准来二元化?但忘了问最重要的问题:为什么当时的文士要把四声二元化?

陆厥写信给沈约提出的质疑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年轻气盛的陆厥不满的主要是沈约自诩其声律论乃“独得胸衿”且“自骚人以来,此秘未睹”。而从上述中古文学汉字声韵批评理论的佛学因缘分析来看,沈约的自诩是有违文学史之史实的。

过后又读高木正一《六朝律诗的形成》(郑清茂译,台湾《大陆杂志》第13卷,1956)。这篇文章非常精彩。高木氏参照《文镜秘府论》中所说的“平头”、“上尾”、“鹤膝”、“第二字与第四字同声,亦不能善”等,把律诗的声律拆成若干小律,然后逐条考察这些小律的形成时代。他推测某条小律的形成时代是把东晋南朝诗人的诗句按照时间先后排列,然后考察每个诗人犯这条小律的百分比。等到犯规率降到某个百分比以下,就可以断定这条小律在此时已经成立。结论是律诗的声律在梁简文帝时(550—551)已经形成。我据此觉得可以用同样的统计方法来说明《焦仲卿妻》中的几段有律化的迹象,因此不可能是作于汉末。于是写成《从诗律和语法来看焦仲卿妻的写作年代》(《史语所集刊》,第53本,1982)。第二次尝试也不甚成功,原因是律化的统计数字是挑了几段做的,而不是全篇。这类的统计数字很难令人信服。

(作者:高文强 系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

我到康奈尔大学来是1971年,在指导博士生包瑞车(Richard Bodman)写博士论文时,首先指导他解读《文镜秘府论》。那时我就感觉到声律的形成一定是受了梵文的影响。可惜包瑞车和我都不会梵文,跟懂梵文和佛学的朋友谈也不得要领。

陈寅恪先生的《四声三问》(1934)早就谈到永明时代建康的审音文士和西域来的善声沙门交往频繁。周法高先生在《说平仄》(《史语所集刊》第13本,1948)里也曾说过:“我并不敢假定中国韵文用平仄构成的长短律,是受了印度的影响,不过我觉得印度以及希腊古代诗歌里的长短律,是值得我们参考和比较的。”自己做了点探索,越发觉得陈、周两位所想的方向是对的。

机会终于来了.梅维恒(Victor H.Mair)是我在康大认识的朋友。他在哈佛1976年的博士论文是敦煌变文。他通梵文,懂佛学,毕业后在宾州大学教书,同时把博士论文修改成书。那时康大是北美洲唯一有全套敦煌显微卷的图书馆。他夏天经常来查资料,也跟同行聊天,我们就渐渐熟了起来。

1984年,宾大的教授组织了个比较诗律研讨班,梅维恒约我去做报告。我在回信中说;

印度诗律绝对曾经影响过近体诗诗律的形成。沈约(441—513)时代两条诗律已经成立;

(1) ○X○Y○

X平则Y仄;X仄则Y平

(2)一联的两句

○X○Y○

○Y○X○

诗律能管辖句中字的音韵成份是创举(也就是句末以外的字)。按我的看法,一定是跟梵文或巴利文诗律接触以后才产生。

上面的说法还是太笼统,需要寻求更具体的影响。读巴利文梵文诗律的通论,只看到长长的诗律的名单。问题是怎样缩小范围。公元450—550年之间,有没有五、六种诗律是客居建康的番僧都熟悉的?佛教文献中,有没有几种偈颂是佛教徒都会的?在那些偈颂和诗律中,能否找到长短交互为善的观念?也许你能助我一臂之力。

两个多月后我又写信给他,说:

梵文影响的问题可以如此简化:沈约时代以前,中国的诗律传统从来没有什么规律来管辖句中的音节。突然之间这种规律出现了。影响的过程一定是观念的传播(diffusion of ideas)。因为中文和梵文差别太大,诗律不可能照搬。一定是采用梵文诗律中的套数来适应中文。

过了两个月,我收到三百页的资料,还有梅维恒的长信。我问的问题基本已经解答。公元550年以前的翻译佛经,原文基本上只用aloka(首卢迦)一种诗律。公元前后一世纪的梵文《戏剧论》

这两部梵文佛经,第一部的译者是鸠摩罗什(马鸣菩萨《大庄严论》。鸠摩罗什译,即童受之《喻鬘论》)。第二部可能是鸠摩罗什所译。罗什特别爱好童受、马鸣等佛教诗人的梵赞。据僧叡关中出禅经序,罗什等译《坐禅三昧经》二卷的原文汇集了童受、马鸣的梵赞:“初四十三偈,是究摩罗罗陀法师所造。后二十偈,是马鸣菩萨之所造也”(《出三藏记集》,《大正藏》55册,65页)。究摩罗罗陀(kumāralāta)即童受。这些诗的原文都用“赞kāvya”体撰写,非常讲究声律之美,一旦译成中文五言诗,妙处尽失,而且不能与原来的法乐相配。《高僧传》卷二:

初沙门僧叡才识高明,常随什传写。什每为叡论西方辞体,商略异同云:天竺国俗甚重文制,其宫商体韵以入弦为善。凡觐国王必有赞德,见佛之仪以歌叹为贵。经中偈颂皆其式也。但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哕也。(《大正藏150册,332页)

先生比较梵文《喻鬘论》与华文《大庄严论》,发现梵文偈体而罗什译文为散文,梵文散文而译文为偈体,因而在《童受喻鬘论梵文残本跋》篇末叹曰:

观此则什公于天竺偈颂,颇致精研,决无梵文原本为偈体或散文,而不能分辨之理。……凡此诸端,若非获兹贝多[梵文pattra“贝叶,树叶”]残阙之本,而读之者兼通仓颉大梵之文,则千载而下,转译之余,何以知哲匠之用心,见译者之能事。斯什公所以平居子女悽怆,兴叹于折翮。临终愤慨,发誓于焦舌欤?

罗什之所以云“虽得大意,殊隔文体”,其原因之一是当时五言诗诗律单调贫乏,不足以表达原文诗律之美妙。这一点先生在1954年的《论韩愈》一文中说得很清楚:

天竺偈颂音缀之多少,声调之高下,皆有一定规律,唯独不必叶韵,六朝初期四声尚未发明,与罗什共译佛经诸僧徒虽为当时才学绝伦之人,而改竺为华,以文为诗,实未能成功,惟仿偈颂音缀之有定数,勉强译为当时流行之五言诗,其他不遑顾及,故字数虽有一定,而平仄不调,音韵不叶,生吞活剥,似诗非诗,似文非文,读之作呕,此罗什所以叹恨也。永明时代的审音文士接触了梵文偈颂歌赞,也会有同感。改良诗律的第一步是自觉地认识四声,这就是陈先生《四声三问》(1934)的宗旨。

60年以后,我们又在重走陈寅恪先生走过的路。我在给自己补课,以后想用中文再写《梵文诗学诗律对声律兴起的影响》,希望文章可以写得简练一点,论证可以说得更具体一点。

问:不久前有机会拜读了您的新作《从词汇看世说新语)的方言基础》,您认为东晋南朝士大夫所说的是南渡北语,老百姓说的是土生土长的吴语,这涉及到中国古代语言文学的地域性问题。您在前边提到自己受陈寅恪先生影响的第二个方面,是不是指这点而言呢?

答:我的回答当然是肯定的。这篇文章从题目到论证过程都是在陈先生《东晋南朝之吴语》《从史实论切韵》等著名文章的直接启发之下完成的。陈先生研究社会、历史,研究语言、文学,特别重视其地域性。譬如把持唐代社会的地方势力,有山东豪杰,有关陇集团,还有汉、胡的对峙与联合。历史的发展,政治制度的变迁,很多与地缘及宗族的活动相关联,是若干不同的政治集团整合分化的结果。研究语言文学当然不能脱离这样一个政治文化背景。但是具体到每一个问题,情形也许会更复杂一些.譬如我所感兴趣的早期白话文学的传播和影响等问题,既有区域性的特点,又有复杂的文化心理在起作用。《世说新语》,作于江东,而记录的却是渡江北语。在魏晋南北朝还有许多记录当时口语的文献资料(陆机、陆云兄弟之间书信,王羲之法贴,任防《奏弹刘整》,贾思勰《齐民要术》等),至唐宋,更是成批出现,如敦煌变文、禅宗语录。这里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祖堂集》。序作于公元952年,所记大多为9世纪的语言。此书编于泉州,书中记载的人物大多是闽人,但是很少记录闽语,而是与敦煌变文大致相同的语言,也就是北方方言。这里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方言不易记录、不易流传;二是北方方言已流行全国。从《世说新语》到《祖堂集》,分明透露出一种信息,那就是中国很早以来就有一种有别于书面语言的白话系统。只不过这个系统在以往有不同的分支,并没有形成一种全国通用的白话系统。在南北朝时代,文化中心是在建康,“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的骈骊之文、文笔之说、声律之学等无不产生于那样一个特定的文化氛围之中。它的语音系统大体保存在隋代初年编撰的《切韵》中,唐代以诗赋取士,起初还以《切韵》作为标准。但是许敬宗已叹其琐细。不过隋唐之际的知识阶层毕竟还有不少南人,有的是侯景之乱中逃到北方的,有的是在江陵之乱中被俘过来的,他们在政治上、军事上自然是亡国之余,而在文化上还占有一定优势,当然还可以分辨《切韵》音系。四、五十年之后,那些南人渐渐退出历史舞台,而占据政治文化中心地位的北方士人必然在文化上提出本土化的要求.隋唐两代定都长安。如果说前半个世纪南音还有一定势力的话.那么到公元7世纪以后,长安音逐渐普及,以至后来流行全国。长安已成为北方人天下,说京师话,自有一种特别的骄傲,从心理上就不喜欢南音,也就是《切韵》所反映的“吴音”。连带所及,对于成熟于南方的律诗、骈文等也在心理上有所排斥。从白居易、韩愈的诗可以看出,除应试之作外,押韵多为北方音系。在北方士人心目中,以长安话洛阳话为标准的北方方言“居天地之中,禀气特正”(李涪《切韵刊误》)。

这种特定的文化心理,促使中唐士大夫试图从语言内部变革文学风尚。罗根泽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387页以下)里说过,唐代古文运动的兴起即与此有重要关系.古文运动的提倡者大多是北方人,越发意识到北方文化的优势,所以要把绮靡的骈四骊六之文赶出文坛,恢复北方文化的正统。

这种特定的文化心理,还促使了文体的变化。变文、话本等,就是以长安音为标准的早期白话通行全国的必然结果。梅维恒教授认为,现存变文、话本的卷于是听者的记录,而不是讲唱者的脚本。讲故事的人或是盲人,或文化不高,他们用当时通行的长安音演唱故事。有人用早期白话记录下来。当然,记录早期白话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尝试、不断改进、求同存异的过程。我们看敦煌文献,“这”“那”“你”等现在常用字就有不同写法,这些都是当时新兴的语词,还未有固定的字记录下来。因此,唐代早期白话还不定型,也多是无名氏作者。到宋代,情形全然不同。白话文献非常普及。《三朝北盟会编》《朱子语类》《二程语录》等都是读书人记录的口语化文献。朱子乃江西人,到福建讲学,弟子来自四面八方,但可以肯定,很少有到过北方的,因为南北对峙。但是记录下来却都是北方方言。这说明,当时的文人可以用两种语言写作,一种是文言,一种是白话。这更足以说明,长安话为标准音的北方方言已流行全国。仅东南沿海一隅还保留方言区,但是影响已越来越小。这种北方方言在全国的流行,也大大加速白话文学的发展,所以宋词之后,通俗文学独领风骚。这不仅仅是一种形式的变化,在它的内部,有着更深刻的语言变迁的因素在左右着它。

附:先生主要著作

1.Subject and Predicate:AGrammatical Preliminary 《Philosophcal Reviews52,153—175,1961。

2.Chinese Grammar and the Linguistie Movement in Philosophy《Review of Metaphysics》14,463—492,。

3.《文法与诗中的模稜》,台湾,《史语所集刊》,1968。

4.Tu Fu’s “Autumn Meditations”:An Exercise in Linguistic Criticism,《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28,44—80,1968。

5.Syntax,Diction,and Imagery in Tang Poetry,HJAS,31,1971。

6.四声别义中的时间层次,北京,《中国语文》,1980。

7.说上声,台湾,《清华学报》,1982。

8.从诗律和语法来看《焦仲卿妻》的写作年代,台湾,《史语所集刊》,1982。

9.从语言史看几本元杂剧宾白的写作时期,北京,《语言学论丛》,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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